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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 2023贸易和 发展报告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联合国 2024,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若需摘录或影印，请发送请求至版权许可中心，网址为。关于版权和许可证(包括附属权利)的所有其他问题，请咨询：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405 East 42nd StreetNew York,New York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电子邮件：publicationsun.org网站：https:/shop.un.org/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图表内的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

2、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本文提及任何公司或特许工艺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其表示认可。本出版物经外部编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印发的 联合国出版物UNCTAD/TDR/2023eISBN:978-92-1-358490-3ISSN:0251-8015eISSN:2412-1452政策优先事项202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增长、债务和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 确定了五项核心政策优先事项：减少不平等。在货币稳定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规范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粮食交易。解决沉重的偿债负担和债务危机蔓延的威胁。提供可靠的融资和技术转让渠道，以

3、实现能源转型。建立以发展为中心的全球债务架构的具体政策建议1.通过向多边和区域银行注资和发行特别提款权，增加优惠资金。2.提高融资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利用贷款合同的数字化来提高准确性。3.修订贸发会议 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在主权债务获得的各个阶段遵循这些指导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性。4.改善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和跟踪，以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并为国家谈判者提供有关其增长和财政整顿潜力的更优数据。5.使各国能够利用创新金融工具，如可持续发展债券和韧性债券。制定自动重组和担保规则。6.增强外部危机期间的韧性，例如对在危机中的债务国实施暂停偿债规则，并创造一个能够避免债务困境的空间。7.鼓励借款

4、国从私人债权人的协作中得到启发，分享信息和经验。8.着手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债务解决机制和全球债务管理局。v目录Table of contents目录前言.xi缩略语.xii解释性说明.xv概述.xvii第一章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1A.导言.3B.全球增长格局：不确定性阴云下的分化.5C.相互依存世界中的主要经济体.9D.企业掌控与财政政策的消亡.12E.信贷、投资与货币政策的作用.15F.通胀与分配.19G.劳动力成本与不平等现象.23H.结论.25参考文献.30第二章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33A.导言.35B.贸易.351.国际贸易最近的周期性动态回顾.372.国际

5、贸易的新范式？.403.重新审视贸易对分配的影响.444.结论.49C.大宗商品市场.511.石油和天然气.522.矿产和金属产品.523.粮食.53D.全球金融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541.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近期动态.542.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困境：来自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启示.57参考文献.68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vi第三章粮食类商品、企业暴利和各种危机：重新审视国际监管议程.71A.导言.73B.粮食作为一种资产类别：套期保值、投机和从危机中获利.76C.漏洞百出，被人钻了空子.841.多德-弗兰克法：错失良机.852.全球粮食交易商：商业套

6、期保值者还是金融机构？.883.如何用“资产支配”率对金融公司和商业公司加以区分.90D.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92参考文献.97第四章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贸发会议之见.101A.导言.102B.争取建立一个具有发展意识的国际金融架构.103C.如何提供发展资金？历来的做法与当代趋势.109D.偿付能力、主权债务减免和重组：挑战不断变化，倡导一如既往.110E.结论.113参考文献.114第五章调整全球债务架构，为发展中国家服务.117A.导言.119B.通过债务监管来应对重大系统失灵问题？.121C.主权债务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124D.改革建议.1261.加强整个主权债务周期的透明度.1262

7、.债务管理与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和追踪.1313.债务解决方案和全球债务管理局.133E.债务生命周期中的韧性.1381.用于增强韧性的缓冲.1382.除了举债，别无他法？.1393.创造喘息机会的措施.140F.主权债务重组建议和前进方向.140参考文献.141vii目录第六章需要以金融改革促进气候协调型发展.145A.导言.147B.与气候目标一致的发展议程资金缺口的根本原因.1471.私人资金和“万亿缺口”.1472.化石燃料融资仍在大步向前.1483.公共银行和基金在资助气候协调型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151C.下一步措施.1541.扩大额外的公共资金.1552.新的和不断发展的市场工具.1

8、603.撤回现有资金并调整方向.163D.改变历史：建立协调气候和发展资金的和谐的金融生态系统.167E.结论.169参考文献.170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viii图目录一.1 私营投资再度急剧放缓.5一.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复苏差异.8一.3 过早撤出财政支持：2008年之后和2020年之后.13一.4 全球：利润份额增长，财政空间缩减.15一.5 各国央行仅部分紧缩了疫情期间的扩张政策.16一.6 尽管实际利率有所回升，但在一些发达国家仍处于低位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条件要不利得多.16一.7 投资和信贷仍然脱钩.18一.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仍

9、然符合历史标准.19一.9 发达国家通胀率下降，部分价格下跌.20一.10 利润份额已超出其长期增长趋势.22一.11 工资未跟上通胀涨幅.23一.12 后疫情时代，美国的实际薪酬仍未恢复.24二.1 供应链压力在新冠疫情期间达到高峰后急剧波动.37二.2 海运费率已恢复到接近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38二.3 国际航空乘客量升高：但亚洲仍未达到巡航高度.39二.4 全球贸易：商品价格下降，而服务业似乎更具韧性.39二.5 美中贸易脱钩之.41二.6 在疫情期间，半数以上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集中度进一步提高.46二.7 贸易惠益不对称性加剧：新冠疫情冲击之后，2,000强跨国企业利润进一

10、步增加，而全球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继续缩小.48二.8 大宗商品价格自2022年以来有所下降，但许多产品仍处于历史水平.51二.9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非常不稳定，2021年年底和2022年年初，证券组合投资剧烈转负.55二.10 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票基金在2023年初出现反弹.56二.11 2023年上半年多种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升值.56二.12 前沿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总产出的贡献不到10%，但却承担了20%的公共外债.59二.13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非投资级债券的回报率通常高于投资级债券.59二.14 前沿市场经济体填补了非投资级市场的真空.60二.15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十

11、年里，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债券发行量一直在增加.60二.16 前沿市场经济体更加依赖私人债权人进行外部融资.61二.17 金融危机后前沿市场的公共外债增长较快.61二.18前沿市场的公共财政经过十年的债务积累后正面临巨大压力.62二.19 前沿市场的外债还本付息耗尽了出口收入.62二.20 前沿市场处于多重危机的最前沿.63二.21 越来越多的前沿市场经济体陷入债务困境.64二.22 新冠疫情和其他金融冲击加重了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债务脆弱性.64二.23 从2024年起，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面临巨额的偿债负担.65三.1 2021-2022年主要能源和粮食交易商的利润大幅增长.73三.2 粮食作为一种

12、资产类别：价格和波动性再度走高.76三.3 在交易所交易的大多数农业衍生品在亚洲和北美进行交易.78三.4 在粮价波动期间，“ABCD”粮食公司的利润激增.79三.5 危机期间粮价波动加剧.80ix目录插文目录一.1 在低增长环境中可能实现公正转型吗？.26一.2 设定通胀目标：2%目标的历史.28二.1 南南贸易合作：金砖五国和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倡议的近期发展.50二.2 官方发展援助的最新趋势.58三.1 一切尽在脚注中：多德-弗兰克法与金融监管套利.86四.1 霍洛维茨关于多边利息平准基金的提案：是否适合绿色转型？.106四.2 贸发会议与巴黎俱乐部：合作四十年.111五.1 通过国际贷款

13、数据库将债务交易数字化.129五.2 贸发会议与全球债务管理局这一体制机制的演变过程.134五.3 私人债权人的协作 对借款人的经验教训?.136六.1 应对气候和化石燃料融资的不平等.156六.2 南非和公正的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的启示.161六.3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棕榈油和化石燃料部门的融资改革.166插文图目录一.B1.1 大多数经济体的能效自1980以来均有所增长.26一.B2.1 作出正确预测的难度加剧了通胀目标设定的复杂性.29六.B1.1 除中国外，化石燃料公司的信贷支持大多来自发达国家银行.157插文表目录一.B1.1 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支出只占总支出的一小部分.27三.6 金融业

14、务推动粮食交易行业利润增长.81三.7 场外商品市场的套期保值和投机活动.83三.8 大型粮食交易商成为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92五.1 债务格局的演变：愈发依赖私人信贷.120五.2 主权债务揭秘.125五.3 一路上的陷阱：主权债务的各个阶段和错误.126五.4 贯穿整个主权债务生命周期的改革目标.127六.1 甚至在巴黎协定后，化石燃料融资也有增无减.150六.2 化石燃料融资长盛不衰，成熟的金融中心作用最大.151六.3 公共银行和基金在资助绿色项目转型方面发挥的催化作用.152六.4 全球发展资金下滑.155六.5 多边承诺多年，化石燃料补贴仍居高不下.163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

15、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表目录一.1 1991-2024年世界产出增长.6一.2 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的全球需求.8一.3 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通胀减缓的速度也不同.21二.A.1 前沿市场经济体名单.67三.1 全球粮食交易公司：子公司数量.89四.1 贸发会议对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愿景.105六.1 生产者补贴总额高达510亿美元，补贴即使降幅不大也会有所帮助.164xi前言前言眼下，贫困、饥饿和性别平等各项指标均出现倒退。2015年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为2.5万亿美元，而现已达到4万亿美元。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即33亿人，所在的国家将更多资源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投资于

16、卫生或教育。按照这种速度，到2030年只能实现1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2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 确定了2023年显现的三项具体全球挑战。全球增长疲软，主要经济体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化，地缘政治因素作用增强，这一切表明，全球相互依存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或者说正在从超全球化时期转向多元全球化时期。现阶段的全球化更加去中心化，从一个由少数几个世界强国主导的体系转变为一个由区域极点、南方大陆大型经济体和崛起的各种多民族论坛构成的网络。竞争性多边主义似乎正在取代普遍性多边主义。这一全球化新阶段的特点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过早的去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就业停滞)以

17、及国际体系缺乏韧性，贸易和投资滞后。1990年至2010年，在超全球化的高峰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六倍，国际贸易增长了三倍，而互联网接入覆盖了世界30%的人口。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仍低于历史水平，无形资产和服务贸易的增幅超过制成品贸易，后者一直在负值区域徘徊。国际贸易收益的不对称和相关的市场集中问题推动全球劳动力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自2008年危机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停滞不前。这些趋势暗藏危机。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一组目标在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极分化的世界，在这个迫切需要团结、合作和多边主义的世界，它是我们人类最新的共同议程。世界各极都在制定产业政策，全球经济缺

18、乏一个适合这种环境的贸易结构。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构成风险，尤其是对于依赖基于多边商定规则的国际贸易的小国而言。在多元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上在全球决策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应该拥有发言权。贸发会议的旗舰报告 贸易和发展报告 一直在提出增强这种声音和缩小发展差距的想法和解决方案。202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中分析的挑战表明，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贸发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潘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ii缩略语ADR 资产支配率AfCFTA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MIS 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SCM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BEPS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OGA 超越石油和天然气

19、联盟CAC 集体行动条款CBAM 碳边境调节机制CBDR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ERES 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联盟CFTC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HIPS 创造有利半导体生产的激励措施CIF 到岸价格CIFT 无形贸易和贸易筹资委员会CRA 信用评级机构DAC 发展援助委员会DMFAS 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DSA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SI 缓债倡议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CB 欧洲中央银行EMBI 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E 新兴市场经济体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EUDR 欧盟森林砍伐法规FDI 外国直接投资FME 前沿市场经济体FOB 离岸价格FSB 金融稳定委员会G20 二十国集团G

20、77 77国集团G90 90国集团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CEL 全球煤炭撤资清单GDIP 绿色协议产业计划xiii缩略语GDP 国内生产总值GFANZ 全球净零金融联盟GFC 全球金融危机GFSN 全球金融安全网GNI 国民总收入GSCPI 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P 一般原则和特别原则GSTP 全球贸易优惠制度GUO 全球最终所有者GVC 全球价值链HIPC 重债穷国IAEA 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DA 国际开发协会IEA 国际能源署IEJ 经济正义研究所IFA 国际金融架构IFF 非法资金流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IF 国际金融协会IIJA 基础设施投

21、资和就业法ILR 国际贷款数据库IMF 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PCC 气专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RA 通胀削减法ISDA 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JET IP 公正能源转型投资计划LDC 最不发达国家LNG 液化天然气MDB 多边开发银行MDRI 多边减债倡议MFN 最惠国MiFID 欧洲联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NE 跨国企业NBFI 非银行金融机构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ivNDC 国家自主贡献NGEU“下一代欧盟”NGFS 绿色金融网络NZIA 净零产业法ODA 官方发展援助OECD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PEC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组织OT

22、C 场外交易PNG 私人无担保PPG 公共和公共担保PRGT 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RPK 收费客公里数RTA 区域贸易协定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SDR 特别提款权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DFA 可持续发展融资评估SDT 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TDR 贸易和发展报告TRIM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VAT 增值税WTO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xv解释性说明解释性说明国家的分类本报告中对国家的分类仅仅是为了便于统计或分析，并不意味着对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作出任何判断。在联合国系统中，对于“发展中”和

23、“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认定没有既定惯例。本报告沿用了 贸发会议2023年统计手册 对这两大国家组别的分类(见https:/hbs.unctad.org/classifications/,2023年12月20日访问)，分类基于被称作“M49”的“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由联合国统计司负责维护(见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2023年12月20日访问)。为了便于统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报告中的区域组别基本沿用 贸发会议2023年统计手册 中的用法。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区)和中国台湾

24、省的数据。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正文和表格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时均包括南非。其他说明文中提到TDR系指(某一特定年份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例如，TDR 2020系指 202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0.II.D.30)。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美元”($)系指美国美元。“十亿”代表1,000,000,000。“万亿”代表1,000,000,000,000。“吨”系指公吨。年增长率和变动率系指复合比率。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出口额按离岸价格、进口额按到岸价格计。在两个年份之间使用连字符()，例如，2019-2021年，系指所涉整个时期，包括首尾年度。两个年份之间使用斜线(/)，例如

25、2019/20年度，系指财政年度或作物年度。表中的圆点(.)表示该项不适用。表中的两点(.)表示没有数据，或没有单独报告。表中的连字符()或零(0)表示数额为零或可忽略不计。由于采用了四舍五入，因此各项小数和百分数加起来并不一定等于总数。xvii概述“如果债台高筑和金融监管不力威胁到金融稳定和粮食安全，同时收入越来越多地落入全球性企业而不是劳动者的囊中，那么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战略的可行性就会降低。”概述全球经济：失速迈进2024年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且有失均衡，而2023年很可能被视为一个转折点。2022年以来，除北非以及中亚和东亚之外，全世界的经济都有所放缓。2023年的预计经济增

26、长率为2.4%，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以一种“失速速度”迈进2024年，符合全球经济衰退的定义。重要区域之间以及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和七国集团内部的低增长趋势呈现出分化，这说明，没有哪一种驱动力能够确定无疑地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复苏的轨道。如果不拿出充分的协调应对政策或机制，眼下多样且复杂的冲击有可能转化为明天的系统性危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新挑战，这种情境对多边体系和全球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多条战线上合作，以便未来能够实现更加强健、更有韧性的发展轨迹。2023年的经济结果也好坏参半。一方面，通货膨胀虽然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但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得到控制

27、。2023年第二季度的银行业危机没有在金融业蔓延，大宗商品价格也从2022年的峰值回落。预计2024年全球增长将略有改善，但这取决于欧元区能否出现复苏，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否避开负面冲击。另一方面，有三大结构性问题威胁着全球的长期稳定和经济韧性：(a)在主要区域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复苏路径出现分化；(b)收入和财富的不对称日益加剧；(c)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政策自主权越来越小。这三项因素使得经济、气候和地缘政治风险之间日益复杂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码。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尤其令人担忧。发展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需要以强劲的全球需求、稳定的汇率和可负担的融资为基石。发展中国家加快增

28、长、提高生产能力、脱碳和履行财政义务的能力从根本上仰赖于稳定、强劲的全球需求。然而，现如今，国际政策协调背后的推手是主要关注短期货币稳定而非长期金融可持续性的各国央行。这种趋势，加上大宗商品市场监管不足和对不平等加剧的持续忽视，导致世界经济四分五裂、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削弱了它们实现繁荣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2024年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改善。如果债台高筑和金融监管不力威胁到金融稳定和粮食安全，同时收入越来越多地落入全球性企业而不是劳动者的囊中，那么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战略的可行性就会降低。面对危机，以往的协调工作往往忽视了被认为不具有系统相关性的部门或国家，因而事与愿违，解决危机未果，反而加剧了危

29、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犯这个错误。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viii202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提出了另一种对策。报告所述的方法基于在放缓通胀的节奏和高实际利率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不仅需考虑后者对通货膨胀指标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对经济活动、就业、收入不平等和财政稳定的影响。然而，在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框架下，政策空间很容易受到资产市场波动的限制。这会对社会政策、投资和创造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到高利率可能对长期投资造成的损害，包括在结构转变和气候适应方面的投资，以及债务可持续性

30、。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报告确定了五个核心政策优先事项：1.减少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以此为政策优先事项。这需要各国一致增加实际工资，并作出全面社会保护的具体承诺。不应将货币政策用作缓解通胀压力的唯一工具。鉴于供应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需要制定组合政策来实现金融可持续性、帮助减少不平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2.在货币稳定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考虑到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长，各国央行应该在这一背景下承担更广泛的稳定职能。3.对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粮食交易进行监管。这需要在国际层面执行，采用在全球金融架构框架内开发的系统性方法。4.解决沉重的偿债负担和债务危机蔓延的

31、威胁。为此，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规则和惯例。全球金融机制、原则和机构应确保获取国际流动性的可靠途径，确保一种促进投资拉动型增长的稳定金融环境。鉴于现有架构未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韧性，让它们从债务困境中恢复过来，建立一个主权债务解决机制至关重要。该机制应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为基础，并包含商定的流程以及激励和威慑措施。5.提供可靠的融资和技术转让渠道，以实现能源转型。这不仅需要二十国集团之间达成财政和货币协议，还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达成实施技术转让的协议，并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达成协议以确保可靠的融资。如果不消除让跨境投机性投资如此有利可图的激励因素和监管渠道，就不太可能引导私营资

32、本投向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全球增长格局：不确定性阴云下的分化2023年，全球前景由四大因素塑造。首先，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国际价格回到了2021年末的水平，消除了通胀的一大推动因素。然而，许多国家的零售价格仍然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给家庭预算造成压力。随着通胀的供应侧推动因素大体得到解决，政府原则上应有能力更有效地解决暴利问题。然而，目前看到的政策行动大多是中央银行继续发出利率可能升高的信号。第二，占世界经济四分之一的美国在消费价格通胀不断加剧的两年中(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表现出韧性。这还是在实施了一年半的全面减缓通胀政策(18个月内11次加息)和金融市场时不时出现动荡的背景

33、下。在就业和名义工资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的主要部门为消费和支xix概述“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与中国相当，因此欧洲经济放缓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力度至少是中国经济放缓冲击力度的两倍。”出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尽管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点，但58%的人口就业率仍处于经济衰退水平，而且许多人的工资仍然很低。第三，在中国，解除剩余新冠疫情相关限制有助于为复苏提供支撑，这场复苏始于2022年，改善了工业生产。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已经降低，政府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然而，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造成一些挑战，包括潜在的金融困境、就业机会减少、消费支出受限和投资延迟。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破坏中国在重要全

34、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至少在短期内给中国一些前沿技术领域的前景蒙上阴影。主管部门对低于预期的增长做出了回应，采取了货币扩张、供应侧激励和监管收紧等一系列措施。仍无法确定这些应对政策的总体影响及其溢出效应，特别是对邻国经济的影响。第四，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担忧不应转移对欧洲经济健康状况恶化的关注。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与中国相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8%，按当前汇率计算更高)，因此欧洲经济放缓对全球的冲击力度至少是中国经济放缓冲击力度的两倍。在当前这个关口，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提供有力的抵消。随着货币政策收紧、投资低迷和政府支出有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令人想起2007-2

35、009年金融危机后的那段时期。鉴于国际社会所设定的雄心勃勃的发展和气候目标以2030年为实现日期，2023年和2024年几乎所有区域的增长都必将低于疫情之前的五年平均水平便特别令人关切。在这种趋势中，拉丁美洲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疫情之前该地区的增长便格外疲软，现在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国际市场趋势2023年，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关系采取更具地缘战略意义的政策方针，产业政策对主要经济体贸易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存在多重地缘经济风险。此外，新冠疫情冲击之前便已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弱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沉重。涉及的问

36、题有：出口市场日益集中和因此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对称、投资放缓和债务负担不可持续、技术鸿沟不断扩大、气候危机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围绕能源转型存在相关挑战。眼前的关切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给当今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治理挑战。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各项原则日益受到质疑。这种趋势不太可能消退，因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巴黎协定 各项目标所需的和谐稳定秩序的前景越来越渺茫。未来几个月，政策制定者能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治理挑战，将决定2024年全世界能否避免经济衰退。解决这些治理问题还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避开“失去的十年”，以及多边体系能否避免进一步分裂并以更健康的状态结束当前的十年。重塑

37、全球贸易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在经历了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2020年至2022年之后，在2023年有望出现1%的温和增长，显著低于世界经济产出增速。这也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而过去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很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愈演愈烈，形成了对全球治理规则甚至自由贸易理念的强烈反弹。”十年已是自1945年以来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最低的时期。从中期来看，贸易正在回归危机前的低迷趋势；在短期内，尽管全球服务贸易表现出了韧性，但仍将保持低迷，因为2023年全年商品贸易的增长率都在负值区间徘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

38、易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很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愈演愈烈，形成了对全球治理规则甚至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正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他们将贸易的作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是否正确。一套新的贸易词汇反映了这些变化，“碎片化”、“去全球化”、“全球化减缓”、“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去风险”、“脱钩”、“开放战略自主权”和“新产业政策”等各种新术语充斥当前围绕贸易政策的讨论。新的出口管制也反映了全球各地围绕贸易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管制措施涵盖了三类目标，但相互之间并不排斥：(a)保证国内供应，(b)限制地缘政治对手，(c)鼓励对当地加工设施的投资。当前围绕需要一种新贸易范式的讨论中也可以明

39、显看出这种转变，这种新范式可以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挑战提供支撑。围绕优先减少不平等、建设韧性和加快能源转型的需要，可以建立一套新的三重战略。无论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的呼声能否转化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包括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恶化、投资环境恶化、金融压力加大，此时要想驾驭这种转型对它们而言不啻是重大挑战。已经可以确定的风险有两种。首先，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遭受贸易争端夹击的风险，抑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在它们既不想要也不需要的经济冲突中选边站队。其次，在大型经济体中，保护主义单边贸易措施的兴起和产业政策的广泛使用会对发展中经

40、济体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损害其结构转型的前景。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近期可能会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发现获益的机会。发达经济体的绿色投资热潮可能会给一些具有相关资源禀赋的幸运国家(比如战略性矿产出口国)带来机遇。然而，可持续发展若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同时提供支持，以促进获得可靠(和更廉价)的资金来源、重新平衡贸易规则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贸易争端和各种不对称二十一世纪见证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虽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立法机构屡番出手，但直到2017年美国才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表现为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逐步提高。这种关税的提高造成了重大的贸易转移，主要受益

41、者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对手，包括墨西哥和欧盟。目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量已经回到了新冠疫情之前的峰值。这是由于不征收关税的产品大幅增加。随着服务业的持续扩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创历史新高，2022年为5,640亿美元。美国仍然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远超排在其后的日本、大韩民国、越南和印度。与此同时，尽管贸易出现复苏，但贸易争端给贸易伙伴增加了成本。xxi概述“大型跨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和日益集中，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项推动因素。”至于国内供应方面的关切，世贸组织的现行规则允许实施临时出口限制或禁令，以防止或缓解基本产品的严重短缺。前提条

42、件是所有措施都必须通报，有逐步撤销的时间表，并且与所涉问题的规模相称。在这方面，关键在于如何界定“相称”。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有80多个国家禁止出口医疗和个人防护用品。同样，2022年初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经查实有35个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对基本农产品实施了近100项出口限制。这种单方面措施最终往往弊大于利，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制定更严格的规则，特别是在医疗产品和食品等必需品方面，以确保今后类似的做法得到更好的控制，不会导致恶性循环，损害所有国家的韧性。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尚未达成重大共识，在2024年2月世贸组织第13次部长级会议之前也不太可能达成共识。在超全球化时代

43、，贸易扩张与大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密切相关，而这些公司总部大多设在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通过提供这些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这种国际一体化模式是基于一种期望，即这类新兴的制造业活动通过升级和溢出效应的混合作用，将迅速建立与其比较优势相匹配的稳健和包容性增长道路。这种模式既没有统一的成功方式，也不一定能获得成功。这使得人们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对加工贸易预期溢出效应的大规模押注产生了疑问。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获得这些全球价值链创造的部分惠益，并将其用于对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进行再投资，否则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增长不太可能转化为在发展阶梯上的动

44、态攀升。简而言之，事实证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随着出口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大型企业榨取租金的能力也提高。经验证据表明，大型跨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和日益集中，是压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和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项推动因素。这也导致形成了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加深了对全球贸易的参与。新数据指向两大趋势：从疫情前阶段到疫情期间，观察到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集中度似乎都有所提高。在新冠疫情期间，要素收入分配继续进一步向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方向倾斜，全球最大的2,000家企业的利润占了增长的大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健康的贸易

45、体系对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至关重要。目前尚不清楚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有引领该体系度过当前困境的政治意愿。2023年，90国集团在世贸组织提出了10项需要修订的多边贸易协定，以便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政策空间，让他们能够重新设计其生产、消费和贸易组合，以应对当代的全球挑战。90国集团的提议试图加强发展中成员的现有灵活性，使其更加精确、有效和可操作，并更有效地实现成员的发展目标。如果不能以有利于发展和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不对称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样全世界将更加难以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ii大宗商品市场的趋势与前一

46、年相比，2023年5月大宗商品价格总指数下降了30%以上。总体价格的下降主要是由燃料大宗商品推动的，后者在此期间大幅下跌超过40%。然而，在此期间，贸发会议商品价格指数中的一些产品类别价格降幅较小，仍保持在历史高位。矿物、矿石和金属价格仅下降4%，而粮食价格仅下降2%。四个因素解释了大宗商品价格为何下行。首先，自2022年年中以来，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原油、天然气和谷物价格的飙升有所缓解。这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流向发生了改变，而2022年7月黑海倡议达成后，可以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港口装运谷物和其他材料。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需求前景恶化，全球货币紧缩加剧了这一问题。第三，

47、货币条件收紧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利率上升，促使投资者将金融投资从大宗商品转向利息更高的资产。第四，中国经济重新开放后的反弹慢于预期，而且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也导致广泛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有所松动。最近国际价格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类别是粮食类商品。正如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所指出的，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国际粮食价格就已经接近历史高点，导致粮食进口费用大幅上涨。发展中国家集中承受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成本增长。2022年2月之后，国际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许多最基本的主粮产品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此外，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谷物，特别是小麦、玉米和葵花

48、产品的供应和运输中断，对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谷物来满足其基本粮食需求。在截至2023年5月的12个月中，这些粮食产品的国际价格多有下降 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价格分别下降了25%、21%和51%，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黑海倡议以及南美和其他主要生产国供应的增加。尽管如此，国际粮价仍处于历史高位，国际价格下降对国内价格的传导作用一直很弱。在若干发展中国家，2023年6月基本食品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前一年的水平，并继续影响粮食安全。导致国内价格居高不下的因素包括：化肥成本高、天气恶劣、配送成本高、债务沉重以及本国货币疲软。粮食体系的金融化和大型商品交易商操纵

49、价格的行为也对价格和市场的波动发挥了作用。其结果是，据估计，2023年全球有近3.5亿人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亿多人 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两倍多。全球金融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夕，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在那之后，多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采用了197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其债务负担继续恶化。尽管迄今为止系统性债务危机(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债务困境走向违约)得以避免，但一场发展危机已经开始上演。偿还外债消耗了用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巴黎协定 目标的资源。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债务危机和以往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50、，新兴市场经济体，即在早期被纳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如今并不处于前沿。这一次，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是低收入xxiii概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一番，到202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4%。”“过去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付超过了教育、卫生和公共投资等关键部门的支出。”“目前，至少有33亿人所在的国家利息支出超过了卫生或教育支出。”或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主要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和新冠疫情之前的资本流动热潮中。这些被称为“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发展中国家最近债务困境的增加和相关的发展挫折可以直接归因于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的结构性弱点。事实证明，目前的

51、结构范式不足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所需数量、成本和期限的可靠外部发展资金，以满足其发展需求。造成偿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其他因素包括：官方发展援助不足、官方优惠融资相对减少(某些类别的发展中国家被拒绝参与此类计划)、信用评级机构的决定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网不足。此外，还存在大量非法资金流动，减少了可调动的国内资源的规模。考虑到眼前债务挑战的规模，需要重新树立推进多边解决方案的紧迫感。新冠疫情过后，全世界公共和非金融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于2020年达到峰值，为世界生产总值的257%，到2021年底回落了10个百分点。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非常脆弱。过去十年里它们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均大幅增加。更具体而言，2

52、010年至2021年期间，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84%增加到130%。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一番，到202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4%。非优惠债务的迅速积累导致利息支付大幅增加。自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利息的支付额达到新高，而那些本国货币对美元和欧元贬值的国家则需承受双重负担。利息支出占公共收入10%或以上的国家从2010年的29个增加到2022年的50个。因此，过去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付超过了教育、卫生和公共投资等关键部门的支出。目前，至少有33亿人所在的国家利息支出超过了卫生或教育支出。这些国家

53、的人类发展指数近年来大多有所下降。这些债务负担的增加阻碍了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调动所需资源。发展中国家中，前沿市场经济体需要特别关注。总体而言，过去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经济体对外公共债务增长最快。因此，虽然近年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总量而言，前沿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8%，公共债务总额仅占6%，但它们的公共外债总额却占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总额的20%，这绝非偶然。换言之，前沿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它们的公共部门，现在特别容易受到国际金融架构的不对称和缺陷的影响，特别是就债务困境的后果而言。未来几年将有一大批债券到期，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沿市场经济体面临的

54、债务挑战将会增加。2024年，包括本金和息票支付在内，前沿市场经济体需偿付的债券总额将达到130亿美元，并且至少直到这个十年末都将维持在高位。这引发了一些担忧，即如果前沿市场经济体不能重新进入金融市场，可能会有更多此类经济体违约。此外，对于保住了进入金融市场资格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而言，鉴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提高，发行新的主权债券将耗资巨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借贷成本上升将损害债务的可持续性。如果不采取措施有效应对这种态势，预计大多数国家将优先考虑财政整顿以稳定债务水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态势将使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

55、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iv“能够获得大量粮食市场信息的大型谷物加工企业显然有兴趣将套期保值活动作为盈利中心。”粮食类商品、企业暴利和危机：重新审视国际监管议程在过去几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同时，全球能源和粮食交易商也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在粮食交易领域，保守估计占全球粮食市场份额约70%的四家公司在2021-2022年期间利润急剧增长。全球数百万人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日益增加，同时少数几家公司牟取暴利，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在2022-2023年变得尤为明显。在高度集中的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农业垄断企业”攫取的超额利润即使能惠及当地农业社区，也是非常缓慢的。对大宗商品交易缺乏监管感到关切的市场分

56、析师、民间社会、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针对这种不对称提出警告。但不透明性、跨部门的联系和集团内部的公司活动，都对确定问题范围、识别风险和制定可行解决办法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公众日益关注市场集中和牟取暴利的问题，但目前就可能解决粮食体系危机的多边方案开展的政策辩论却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当前的困境揭示了现状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有充分证据表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和其它金融机构继续从最近一轮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中获利。其次，通过积极的风险管理，大宗商品交易公司承担了许多通常与银行活动相关的融资、保险和投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国际交易公司或ABCD类公司1在定价

57、、获取融资和直接参与金融市场方面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为在有组织的市场平台和场外交易业务中进行投机提供了可能，而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对此并不享有权限或控制权。本报告介绍了贸发会议关于全球粮食交易部门暴利模式的研究成果。分析显示，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在全球粮食交易商的利润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相关的是，企业从金融业务中获取的利润似乎与大宗商品市场的过度投机时期以及影子银行的发展密切相关。分析得出了以下三项具体结论。首先，粮食交易公司已经开始依赖于使用金融工具和金融工程，不仅是为了对冲商业头寸，还为了战略性地驾驭市场波动的浪潮。其次，与核心商业活动相比，市场和价格波动在该部门的金融业务中似乎发挥着更大

58、的作用。第三，为对冲一系列商业风险而设计的金融工具和技术正在被该部门用于投机。整个大宗商品贸易的现行监管架构仍然疲软无力且碎片化，使上述情况成为可能。监管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一方面，大宗商品交易商被当作制造企业监管，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活动利润越来越高但却不受监管。区分商业和金融市场参与者背后的理念是，工商企业只应寻求价格保障，而不是为了赌而赌。然而，掌握大量粮食市场信息的大型谷物加工企业显然有兴趣将套期保值活动作为盈利中心。在此过程中，它们往往会改变商业模式，开始像金融行为体一样运作，同时享有为纯商业套期保值者设计的豁免。1规模和地位类似于四大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大公司，四大交易

59、商为艾地盟(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pany)，因首字母缩写而被称为ABCD公司。xxv概述“牟取暴利行为意味着更有必要考虑集团成员地位和粮食交易部门主要参与者的行为。”“区分农产品衍生品的商业经营者和金融经营者的历史方法不适合当前某些农产品及其相关衍生品全球交易的经济和法律结构。”就主要粮食巨头而言，纯粹出于投机目的进行的对冲似乎发生在子公司层面，通常不会在合并财报中报告。具体来说，通过利用设在适当管辖区的一系列子公司，粮食垄断企业找到了将以下多种优势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产品市场有深

60、入了解(实时供求和市场演变的前瞻性知识)；有能力储存农产品，以便在价格上涨时加以利用：ABCD公司斥巨资建设仓储基础设施，并建立了大规模的谷物储备；但没有义务披露它们的谷物库存；对业务保密，并享有适用于纯金融行为体的克减规则；ABCD公司利用数百家子公司合法组织业务，以利用世界各地不同司法管辖区(包括避税港)提供的各种监管制度(或监管的缺失)。贸发会议的实证分析表明，私营企业集团内部对集团内部转移的使用有失正常。集团内部转移是指企业集团内法律上独立的实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分析得出了三项重要结论：首先，资产支配率上升的情况主要发生在集团内的子公司层面，表明集团内部转移的使用增加。其次，这表明，如果

61、只看公开的损益报告，超额利润的数额可能被低估。第三，牟取暴利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部门，而是个别企业的行为。人们担心的是，超额利润可能与市场集中度有关，只有大宗商品交易界的少数全球参与者受益。因此，更有必要考虑集团成员地位和部门内主要国际参与者不断演变的行为。这三个问题在2020-2021年能源危机高峰期的大宗商品部门得到了具体体现，当时市场波动威胁到清算所的金融稳定，需要注入公共流动性加以支持。当今粮食交易行业中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不断增加，这表明，金融稳定风险可能避开监管雷达，愈演愈烈，而企业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市场的影响力会继续增长。这增加了发现和遏制大宗商品和粮食交易中过度市场投机的难度；还可能

62、增加影子银行的风险从而危及金融稳定。监管不力但高度互联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粮食交易行业的非法资金流动的风险和敞口也会因此被隐藏。所有这些事态发展意味着需要对大宗商品交易的现有监管结构进行改革。区分农产品衍生品的商业经营者和金融经营者的历史方法不适合当前某些农产品及其相关衍生品全球交易的经济和法律结构。可能的解决办法集中在抓住市场实践和金融活动之间联系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政策改革层面：(a)市场层面改革：堵住漏洞，提高透明度；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vi(b)系统层面改革：承认粮食交易商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的各个方面，扩大相关监管范围；(c)全球治理层面改革：扩大监

63、控和监管范围，涵盖该部门企业的子公司层面，以解决利润来源的问题，提高透明度并遏制非法资金流动的风险。至关重要的是，这三个层面的所有必要行动都要求在部门的数据质量、披露和公司透明度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与此同时，虽然数据透明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足以让市场参与者发现价格。所需要的是一种流程，让所有市场参与者每天提供价格信息，而所有参与者和监管者每天都可以获取这些信息。不仅需要密切关注危机时期垄断企业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助长投机和暴利的全球企业和金融结构的复杂性，还需要制定明智的政策予以应对。需要在多边层面针对当前的具体问题监管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需要采用综合办法构思改革

64、，侧重于全系统的重要优先事项。更具体而言：(a)在解决大宗商品市场过度金融投机的问题时，还需要解决这一监管不力的部门中不受监管的活动问题；(b)企业对重要市场的控制问题不能仅靠反托拉斯措施来解决，还需要制定协调一致的国家竞争和产业政策框架；(c)国际合作和承诺对于努力提高大宗商品交易的数据质量和透明度以及遏制金融不稳定和非法资金的风险至关重要。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贸发会议之见国际金融架构是指由治理全球金融体系的机构、政策、规则和实践组成的框架。国际金融架构的宗旨是支持国际合作，重点是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和投资，并为在气候危机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筹集所需资金提供支持。反复出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

65、，以及所需发展资金和气候资金的短缺，突出表明当今金融、宏观经济和发展挑战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金融架构的框架，该框架的核心体制创建于二十世纪中叶。虽然眼下的许多问题都具有系统性，但有两点从早期阶段就很明显。第一，国际金融架构的框架及其机构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和发展目标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第二，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大量、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受制于不对称的准入条件，政策自主有限。这导致不可维续的外债负担不断累积。要实现符合理想的方向转变，需要以全面的方式应对这些系统性挑战。但无论是所需的全球协议还是推进改革的政治意愿都一直缺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更加零敲碎打和临

66、时性的改革。可以将近期多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新的机构、现有机构之间的新联盟、新政策工具和新的系统性思维)推上桌面，成为另一种国际金融架构的基础。xxvii概述这些改革提案经常引起争议，部分原因是各种提案之间及其与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之间可能看起来缺乏一致。然而，它们正在扩展机构试验的范围，并且最终可能促成更具参与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货币和金融治理。贸发会议提倡对金融、贸易和发展采取系统性方法，并坚持主张结构转型，走在了潮流的前面。尽管如此，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即真正的系统性方法应超越贸易和金融的相互依存。还必须顾及环境冲击和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最紧迫的是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挑战以及地缘政治

67、风险。本报告第四至第六章分析了两组此类挑战。第一组挑战涉及在金融日益脆弱且易受跨境溢出效应影响的世界中促进经济和金融稳定。长期以来，贸发会议一直认为，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国际金融架构的核心在于，提供及时充分的流动性支持和充分的金融安全网，建立减少贸易失衡和确保资本用于投资拉动增长的机制。第二组挑战包括：必须获取大量资金资源来支持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为必要的合作制定框架，以解决全球公域的各种复杂问题(如全球疫情、气候变化、被迫流离失所、避税和网络相关风险)。202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四至第六章借鉴了贸发会议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的立场，并就有韧性、以气候为导向

68、的债务和金融治理生态系统提出了建议。重新设计全球债务生态系统，为发展中国家服务最近一连串的危机和外部冲击 多为非经济性冲击 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与此同时，全球低增长时期和核心市场货币紧缩的影响危及发展中国家出口驱动型复苏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主权债务问题的起源和解决方案的历史论调正在失去可信度。国际金融架构的缺陷让解决主权债务负担变得更加复杂，前者在向陷入困境的国家及时提供充分支持方面多次失灵。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二十国集团 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进展缓慢，不足以实现有效的债务重组。国际金融体系的等级关系表现为资源不对称，这种关系加剧了这些挑战，并导致许多国家积累更多债务。

69、这些日益复杂的问题要求重新评估各国如何在全球债务治理的以下四个关键领域驾驭错综复杂的主权债务局面：透明度、可持续性跟踪、债务解决方案和重组。当前的债务状况既高度分化又非常复杂。截至2022年底，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激增至11.4万亿美元，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增加了15.7%。近期债权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私人债权人的比例大幅上升。2021年，私人债权人的持债比例较2010年的7%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3%，债券持有人的比例达到4%(2010年时为0%)。过去三年的情况清楚表明，不可预见的冲击会使许多国家陷入危险境地。持续偿还难以负担的债务给各国带来了沉重负担，消耗了发展资源。平均而言，到2022年

70、底，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类组的偿债负担相当于出口收入的15.7%，而低收入国家类组的这一比例为22.6%。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viii“持续偿还难以负担的债务给各国带来了沉重负担，消耗了发展资源。”解决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的历史机制不适合应对这些变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国际社会往往会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做法，将置换要约与政治压力和扩充金融支持工具，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筹资工具的推广结合起来。这些努力的底层逻辑是，紧缩将重建债权人信心，稳定财政状况，并刺激借款国的未来增长。不利的一面是，债务解决方案继续对借款国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损害，特别是在

71、不太富裕和较脆弱的群体中。仅在少数情况下成功克服了紧缩政策带来的人权挑战。一些较为成功的债务重组案例，如巴巴多斯和希腊的案例，都将集体行动条款追溯性地纳入国内债务。债券设计方面的创新，例如阿根廷和希腊发行的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债券，意在实现更平稳的复苏。然而，在阿根廷，这引发了关于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的诉讼。新冠疫情以及同时发生的生态和地缘政治危机凸显出，政府在医疗领域投资不足可能弊大于利。目前，气候变化和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需要也遵循类似模式，需要前期投资来减轻长期后果。此外，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价值链扭曲和能源问题造成的通胀压力，给借款国造成了不利条件，使许多国家面临信用降级的风险。自2020年以

72、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与大约100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信贷协议；此后有13个国家违约：阿根廷、白俄罗斯、伯利兹、乍得、厄瓜多尔、加纳、黎巴嫩、马拉维、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苏里南、乌克兰和赞比亚。此外，借款国对新的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如中国)的风险敞口已达到关键值，引起了对以巴黎俱乐部为中心的体制结构的质疑，并给债务透明度造成更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主权债务的辩论已经转向全球公共政策工具，并脱离了对市场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过度自信。要改变这种失灵的债务架构，就需要建立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新债务生态系统。这就需要全面重新评估那些导致主权债务不可持续的因素，如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卫生、全球经济变化、利

73、率上升、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政治不稳定以及主权债务对债务国产业政策的影响。需要在主权债务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发展新的创造性思维。转变债务解决方案，使之有助于增强主权国家的韧性，需要开展私人(合约)和公共(法律)性质的多重创新。这些创新彼此间需要协调，而不是相互对抗。改善主权债务重组需要对现有框架进行实质性和体制性变革，可以围绕以下六个关键要素展开。首先，对宣布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自动暂停偿债，让债权人集中精力于债务解决过程。这将防止出现“钉子户”债权人，并鼓励债务国在为时已晚之前进入困境阶段。及早宣布陷入困境和及早解决问题将防止国家长期被市场拒之门外。为保障债权人权益，暂停偿债可能是一项有用的手

74、段，可以确保将私人债权人包括在内，一如关于待遇可比性的原则和防止债权人变卖抵押品的规则。其次，需要一种确定合法债务边界的机制。这涉及制定规则，界定因腐败、不透明和保密、违规授权和债权人鲁莽行为而导致的违宪债务。第三，在国家一级，需要改进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然而，债务分析不应仅反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转型的需要，包括相关的投资和必要的产业政策。理想情况下，债务可持续性xxix概述分析还应该向国家谈判者提供关于其增长和财政整顿潜力的更优数据。这需要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模型，但也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模型和假设的透明度(最好基金组织愿意在必要时对它们进行修改)。第四，宏观金融政策

75、中的制度灵活性和创新方法中应反映各国的具体国情。各种类型的资本管控作为发展中国家常用工具的一部分，在使用时应谨慎行事。需要能够提供增加(哪怕只能略微增加)财政空间的机制的经改进的创新金融工具，比如“债务换气候”或“债务换自然”。第五，该体系需要一个有助于增强韧性的制度框架。鉴于当前面临严峻的生态、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主权债务监管机构需要弥合不同类组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分歧。联合国这样的大型全球性组织最适合承担这项工作。二十国集团等其他行为体可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确保广大资本输出国提供支持方面。第六，借款人俱乐部应成为全球债务治理的一部分。债务国通过借款人俱乐部，可以讨论技术问题和创新、债券发行

76、经验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债务工具，并相互学习经验。有近期经验的债务国可以向那些面临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关于降低重组成本或在债务国之间建立政治关系的建议。这种支持可以创造一个让借款人和债权人都受益的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全球金融体系。实现以发展为中心的全球债务架构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通过向多边和区域银行注资和发行特别提款权，增加优惠资金。提高融资条款和条件的透明度，利用贷款合同的数字化来提高准确性。修订贸发会议 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在主权债务获得的各个阶段遵循这些指导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性。改善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和跟踪，以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并为国家谈判者提供有关其增长和财政整顿潜力的更优

77、数据。使各国能够利用创新金融工具，如可持续发展债券和韧性债券。制定自动重组和担保规则。增强外部危机期间的韧性，例如对在危机中的债务国实施暂停偿债规则，并创造一个能够避免债务困境的空间。鼓励借款国从私人债权人的协作中得到启发，分享信息和经验。着手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债务解决机制和全球债务管理局。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xxx“有必要重新评估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为经济转型供资方面的作用和最佳参与形式，这种转型意味着不确定性、风险和再分配。”以金融改革促进气候协调型发展当前经济形势的脆弱性加剧了关于如何扩大融资规模和更好地引导资金用于实现气候协调型发展的激烈辩论。关键点是

78、协调生态和发展优先事项，并在发展中国家可获得的融资规模和提供融资的条件中反映这一点。国际金融体系仍然只能提供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 尽管十年来利率一直处于创纪录低位，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也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因而环境相对有利。现如今，贷款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便更有必要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两大根本性原因。首先，有必要重新评估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为经济转型供资方面的作用和最佳参与形式，这种转型意味着不确定性、风险和再分配。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具有紧迫性。第二，公共和私营融资长久以来的模式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了气候目标，而缺乏资金来支付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又加剧了这种情况。资金流动与气候承诺不一致的一个例子是仍

79、有数万亿美元投入化石燃料。任何改革都应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即气候资金应成为发展资金的额外补充。目前关于气候议程的谈判是协调两种资金的重要机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的指导原则可以从1930年代第一次“新政”中汲取经验教训，提供一种解决经济无保障、基础设施缺口长期存在以及气候和金融不平等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呼之欲出和最重要的改革是确保承诺用于发展和气候行动的公共资金确实如约支付。2022年，官方发展援助仅相当于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合计国民总收入的0.36%，远低于这些捐助国几十年前承诺的0.7%。在32个捐助国中，只有5个达到了承诺的目标，这意味着如果其余成员均兑现承诺，就可以产生数百亿美元的

80、资金。除了可用资金的规模之外，需要资金的人也缺乏获取资金的便利渠道。提供这种渠道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加强对公共开发银行的支持 公共开发银行有450多家，规模和范围各异，职权范围和所有权也有国家、地区或多边之分。公共开发银行的任务是紧跟社会或经济要务，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它们有能力为可提供社会或生态效益但未必有经济效益的发展和气候目的提供贷款。再加上它们可以创造和利用超出所获资金的信贷，以及它们往往可以从其他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和私营投资者那里获得用于转贷的优惠资金，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扩大资金规模的有效来源。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银行还具备必要的技术、管理和运营技能，能够在融资后有效利用资

81、金。除了增加这些银行的基础资本之外，还必须扩大开发银行的贷款空间，扩大它们的贷款活动范围，进入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使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还能够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以当地货币提供贷款。中央银行也可以在影响有关气候和发展资金的国家议程和国际议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央行已经在实施这类政策，但要让这些核心机构能够像不久之前那样发挥影响市场的作用，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一些央行已经制定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框架，旨在帮助实现资金与脱碳目标的一致。一些央行正在将气候风险和气候压力测试纳入业务运xxxi概述营。还可以开展更多工作来要求这些银行除气候目标外也报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融

82、资情况。包括央行和开发银行在内的一些银行已经设定了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撤资的目标。然而，继续向这一部门提供贷款的银行更多，因此对大多数国家和政府构成一项重大挑战。为这个高碳行业的勘探和运营提供的价值数万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化石燃料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数万亿美元补贴，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雄心可谓南辕北辙。与此同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化石燃料至少在短期内仍然是最有可能满足基本电气化和发展需求的来源。此外，化石燃料补贴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助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工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在国际法中早已确立，并为阐明富国和穷国各自的义务提供了基

83、础。要在实践中体现这一点，还需要做出很多改变。如何能够改变历史？新冠疫情表明，只要有意愿，政府及各公共机构就可以利用其权力为公民的福利调动大量资本，限制有害活动，并调整产业发展以实现国家目标。这并不是说疫情时代的所有选择都完美无缺；而是说这场疫情展示了如何能实现快速而深刻的变革。现如今，实现这种变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需要直面解决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逐步减少问题最大、污染最严重的活动，转向更清洁、可再生的活动，同时确保创造发展效益，满足发展需求。这意味着为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家庭找到其他长期支持，并为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提供资金。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调整金融体系，引导资金转而支持社会和

84、发展需求，同时尊重环境上限。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危机避开了吗？如何应对未来的系统性冲击当今全球经济格局的特点是，各主要区域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增长路径日益分化。世界经济正以“失速速度”飞行，预计2023年仅将小幅增长2.4%，已经符合全球经济衰退的定义。谨慎来看，2024年增长前景会略有改善(2.5%)，但一切都取决于欧元区能否实现复苏，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否避开负面冲击。许多经济体将竭力应对分化的复苏路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与日俱增的债务压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反弹回疫情前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粮食安全、社会保护

85、等迫切需要和气候适应风险将得不到解决。而缺乏充分的多边应对措施和协调机制又加剧了这些问题。如果不果断采取行动，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和接踵而至的各种冲击有可能演变成为系统性危机。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多条战线上应对挑战，以实现更加强健、更有韧性的未来发展轨迹。为避开未来的潜在危机，本报告敦促政策制定者通过一套组合政策，优先考虑减少不平等和实现可持续、投资拉动的增长和发展。建议包括：各国央行必须加强国际协调，更加关注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长期金融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价格稳定；政策制定者必须推动倡导实际工资的一致增长，并做出全面社会保护的具体承诺；必须积极寻求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进行投资，提供可获得且负担得起

86、的技术和资金，这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加强多边合作并达成适当协议。3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没有哪一种驱动力能够确定无疑地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复苏的轨道。”A.导言全球经济正以“失速速度”飞行，2023年预计增长率为2.4%，达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常规标准。自2022年以来，除东亚和中亚以外，整个全球经济都有所放缓。好消息是，通货膨胀率尽管仍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但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得到控制。2023年3月爆发的银行业危机没有在金融业蔓延，大宗商品价格也从2022年的峰值回落。预计2024年全球增长将略有改善，但这取决于欧元区能否出现复苏，

87、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否避免负面冲击。虽然地平线上浮现出一丝希望，但现在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全球增长虽然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但尚未充分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平。这个难题增加了满足粮食安全、社会保护和气候适应等关键需求的难度，特别是在全球卫生疫情已经导致基础削弱的情况下。在这种背景下，2023年可能会成为步履蹒跚且有失均衡的全球复苏中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适当的多边应对政策或协调机制，今天脆弱的经济和多样的冲击可能会演变成明天的系统性危机。这种情境对多边体系和全球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多条战线上采取行动，以实现更加强健、更具韧性的未来发展轨迹。分析显示，2023年出现了三种令人忧虑的趋势：

88、在主要区域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复苏路径出现分化；收入和财富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政策自主权越来越小。这三项因素使得经济、气候和地缘政治风险之间日益复杂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码。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全球需求疲软的原因之一，并继续阻碍投资和增长。关键区域之间以及七国集团和最初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内部的低增长趋势呈现出差异，这说明，没有哪一种驱动力能够确定无疑地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复苏的轨道。历史上，增长路径分化导致各国的国内政策行动缺乏协调，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今，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讨论往往忽视系统性联系，二十国

89、集团等多边政策协调论坛也无法解决问题。这可能阻碍国际合作，致使全球经济无法走上可持续复苏的道路。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尤其令人担忧。发展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强劲的全球需求、稳定的汇率和可负担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加快增长、加强生产能力、脱碳和偿还金融债务的能力从根本上仰赖于稳定、强劲的全球需求。但国际政策协调围绕着各国央行进行，而央行将短期货币稳定置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之上。这种趋势，加上大宗商品市场监管不足和对不平等加剧的持续忽视，导致全球经济四分五裂。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而欧洲各经济体增长减速，许多几乎陷入停滞，其不确定影响放大了上述威胁。考虑到眼下的大环境，特别是投资周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对贸

90、易结构、粮食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和转型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尤为令人担忧。即便较大经济体日益升级的金融风险不会引发更剧烈的冲击，但由于全球南方各国需偿还的债务日益增加，一场发展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对人类和全球来说，在经济复苏停滞之际，发达经济体为快速消除通胀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将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持续的经济放缓会导致贸易和投资前景黯淡，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丧失，不平等加剧，债务负担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2024年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改善。如果债台高筑(第

91、二章和第五章)和金融监管不力威胁到金融稳定和粮食安全(第三章)，同时收入越来越多地落入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的囊中(图一.1)，那么全球北方增长战略的可行性就会降低。面对危机，以前的协调努力往往忽视了被认为不具有系统相关性的部门或国家，因而事与愿违，解决危机未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犯这个错误。本报告提出了另外一种对策，即放缓通胀的速度不仅应考虑到高实际利率对通胀指标的影响，还应考虑到对经济活动、就业、收入不平等和财政稳定的影响。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到高利率可能对长期投资包括结构转变和气候适应方面的投资以及

92、债务可持续性造成的损害。在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中，政策空间很容易因金融市场波动而受限，对社会政策、投资和创造就业产生严重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报告建议：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将减少不平等作为政策优先事项，密切关注劳动收入所占份额。这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增加实际工资，并作出全面社会保护的具体承诺。不应将货币政策用作缓解通胀压力的唯一工具。鉴于供应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需要制定组合政策来实现金融可持续性、帮助减少不平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2.考虑到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长，各国央行应该承担更广泛的稳定职能，这将有助于在货币稳定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取得平衡。3.应在国际层面，在全

93、球金融架构的框架内，制定普遍监管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粮食交易的系统性方法。4.为帮助解决沉重的偿债负担和债务危机蔓延的威胁，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规则和惯例。全球金融架构应确保提供获取国际流动性的可靠途径，确保一种促进投资拉动型增长的稳定金融环境。鉴于现有架构未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韧性，让它们从债务困境中恢复过来，建立一个主权债务解决机制至关重要。该机制应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为基础，并包含商定的流程以及激励和威慑措施。“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到高利率可能对结构转变、气候适应以及债务可持续性造成的损害。”“需要制定组合政策来实现金融可持续性、帮助减少不平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5全球经济的现行

94、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图一.1 私营投资再度急剧放缓私营投资增长率(百分比变化)2015年17年19年21年23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6-4-20246810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5.最后，实现能源转型不仅需要二十国集团之间达成财政和货币协议，还需要世贸组织内部达成实施技术转让的协议，并需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达成协议以确保可靠的融资。如果不消除让跨境投机性投资如此有利可图的激励因素和监管通道，就不太可能引导私营资本投向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本章结构如下。B节从全球层面探讨了后新冠时期增长趋势可能面临的

95、新风险。研究发现，关键区域集团内部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分化给2023年的脆弱增长蒙上了阴影，下行风险将持续到2024年。C节分析了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各部门对全球需求增长的贡献。D节指出了公司集中度不断提高和财政政策空间不断缩小的这种不对称现象的一些重要维度。E节讨论了信贷、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F节探讨了通胀、分配以及通胀轨迹的缓解或持续。G节着眼于劳动力成本和不平等问题。H节进行了总结。B.全球增长格局：不确定性阴云下的分化2023年世界经济产出增长预计将放缓至2.4%，2024年可能小幅回升至2.5%(表一.1)。这是过去40年里除危机年份之外最低的增长率。此外，2023

96、年的数字低于2.5%这个标志着全球经济衰退的传统门槛。而这些预测还有可能因最近几个月上升的下行风险而下调。除东亚和中亚外，今年所有地区的增长预计都将低于2022年，其中欧洲的降幅最大(2.3点)。同样，在二十国集团国家中，预计只有巴西、中国、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联邦的增长率会有所改善，但彼此差异很大。鉴于国际社会所设定的雄心勃勃的发展和气候目标以2030年为实现日期，2023年和2024年几乎所有区域的增长都定将低于疫情之前的五年平均水平便特别令人关切。拉丁美洲是一个特例，该地区之前增长便格外疲软(ECLAC,2023)。2023年，全球增长呈现不均衡减速。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为发达经济体

97、的增长放缓提供有力的抵消。随着货币政策收紧、投资低迷(图一.1)和政府支出有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令人想起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那段时期。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表一.1 1991-2024年世界产出增长(年百分比变化)国家类组19911999年a20002009年a20102014年a20152019年a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2023年b2024年b对2023年的修正c世界2.93.33.23.02.5-3.26.13.02.42.5+0.3非洲2.45.52.73.02.6-2.44.53.12.73.0+0.2北部非

98、洲(包括南苏丹)2.75.3-1.94.12.3-3.34.81.92.93.0+0.1南非2.74.02.51.00.3-6.04.72.00.01.0+0.3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和南苏丹)2.06.46.32.93.4-0.94.24.03.23.4+0.2美洲3.42.52.41.91.7-3.86.02.52.01.8+0.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3.23.53.40.1-0.3-7.16.73.92.31.8+1.0中美洲(不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2.84.43.63.02.2-8.68.24.82.92.9+0.4墨西哥3.01.93.22.1-0.2-8.04.73.03.22.1

99、+1.4南美洲3.43.93.4-0.9-0.7-6.67.24.01.91.6+0.9阿根廷4.63.82.7-0.3-2.0-9.910.45.0-2.4-0.6-1.9巴西2.93.63.2-0.41.2-3.35.02.93.32.3+2.4北美洲3.42.32.12.32.3-3.05.92.21.91.8+0.9加拿大2.82.32.62.01.9-5.15.03.41.31.0-0.8美国3.52.32.12.32.3-2.86.02.12.01.9+1.1亚洲(不包括塞浦路斯)4.35.65.74.83.7-0.96.53.63.93.9-0.0中亚-4.48.36.83.43

100、.8-1.25.34.54.53.8+0.1东亚4.45.65.84.84.00.46.72.43.83.8-0.1中国11.010.68.66.86.02.28.43.04.64.8-0.2日本1.20.91.40.9-0.4-4.32.21.02.30.9+0.7大韩民国6.84.93.62.92.2-0.74.22.60.92.1-1.0南亚4.76.35.46.03.7-3.87.75.85.25.2+0.1印度5.97.26.67.04.6-6.08.96.76.66.2+0.6东南亚5.35.45.65.04.3-3.94.05.43.94.2-0.1印度尼西亚4.85.25.85

101、.15.0-2.13.75.24.24.1-0.4西亚(不包括塞浦路斯)4.15.05.52.91.4-3.26.36.63.32.7+0.2沙特阿拉伯1.74.05.81.90.8-4.33.98.72.52.9-1.0土耳其3.95.07.64.30.81.911.45.63.71.9+1.1欧洲(包括塞浦路斯)1.32.21.22.11.8-6.05.82.90.61.2+0.1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1.91.80.82.21.8-5.75.63.40.41.2-0.3欧元区1.91.60.62.01.6-6.15.43.40.41.2-0.3法国1.81.61.11.71.8-7.8

102、6.82.50.91.2-0.1德国1.61.02.01.81.1-3.72.61.8-0.61.1-0.6意大利1.50.7-0.81.10.5-9.07.03.70.60.8-0.1俄罗斯联邦-5.96.23.11.22.2-2.75.6-2.12.21.9+3.6英国2.32.01.82.11.6-11.07.64.10.40.4+0.4大洋洲3.73.22.82.72.1-1.85.13.51.81.5-0.1澳大利亚3.73.32.82.51.9-1.85.23.71.91.5+0.0备忘项发达国家2.32.21.72.11.8-4.25.42.41.41.5+0.4发展中国家4.9

103、6.45.84.43.6-1.67.13.93.94.0+0.1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得出的计算结果依据包括：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国民账户主要总表 数据库和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3年年中更新；拉加经委会，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23年；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3年春；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智库国别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国家资料来源。注：五个地理区域的构成遵循联合国统计司的M49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基于2022年5月更新的M49分类。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依据的是以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a 平均值。b

104、预测值。c 根据与2023年4月发布的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 更新中所提供预测值的比较修正。7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2023年到现在为止，有四大因素影响了全球前景。每一项因素都给近期的预测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1.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国际价格已恢复到2021年末的水平，消除了通胀的一大推动因素。然而，许多国家的零售价格仍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给家庭预算造成压力。尽管通胀的供应侧主要推动因素得到缓解将使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暴利问题，但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央行继续发出利息将继续保持在高位的信号。2.占世界经济四分之一的美国在消费价格通胀不断加剧的两年中(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表现出韧

105、性，尽管已经实施了一年的全面减缓通胀政策(18个月内11次加息)，金融市场也时不时出现动荡。在就业和名义工资增长的推动下，经济的主要部门为消费和支出提供了支撑。尽管失业率已达到历史低点，但58%的人口就业率仍处于经济衰退水平。此外，制造业的疲软和近期的汇总数据1加大了2023年下半年经济更急剧放缓的风险。3.在中国，解除剩余新冠疫情相关限制有助于为复苏提供支撑，这场复苏始于2022年，改善了工业生产。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表一.2)，政府仍然享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然而，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构成挑战，包括潜在的金融困境、就业机会减少、消费者支出受限和投资延迟。此外，不断升级的地缘

106、政治紧张局势正在破坏中国对重要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至少在短期内给中国一些前沿技术领域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中国主管部门对低于预期的增长做出了回应，采取了货币扩张、供给侧激励和监管收紧等一系列措施。仍无法确定这些措施的总体影响及其溢出效应，特别是对邻国经济的影响。4.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担忧可能导致忽视欧洲经济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与新冠疫情之前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增长率已经下降了约30%，而欧洲的增长率下降了约70%。由于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与中国相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8%，按当前汇率计算更高)，欧洲经济放缓对全球的冲击力度至少是中国经济放缓冲击力度的两倍。欧元区持续收紧

107、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在2024年陷入经济衰退。过去三年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的增长表现呈现出不同的复苏路径。一方面，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这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应对冲击的宏观经济对策时享有多大的自主权。发达国家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帮助它们迅速避开了疫情最初的冲击。然而，采取哪种复苏路径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部署长期增长计划的政策。除美国和日本外，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疫情冲击后都难以维持稳步复苏。美国通过积极使用产业政策实现了稳定，也拉开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受紧缩政策约束的欧洲则落在后面(图一.2.A)。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实现强劲

108、复苏，而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受益于有利的出口条件。但南非是一个例外(图一.2.B)。1 2023年夏季发布的数据。“过去三年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的增长表现呈现出不同的复苏路径。”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8表一.2 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的全球需求2022年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各体制部门的需求态势增幅(年百分比变化)国民总收入私营政府对外发达国家澳大利亚3.62.80.70.0加拿大3.20.00.82.4法国2.20.8-0.31.7德国2.10.00.02.1意大利3.30.7-0.43.0日本2.1-0.4-1.84.3大韩民国2.7-0.4

109、0.62.5俄罗斯联邦-1.8-0.22.4-4.0英国3.82.2-1.63.2美国2.00.80.11.1发展中国家阿根廷5.31.92.51.0巴西2.90.10.62.2中国3.31.32.00.0印度6.73.51.71.5印度尼西亚4.7-1.30.45.6墨西哥2.70.3-0.12.5沙特阿拉伯8.2-1.81.88.2南非2.22.61.9-2.3土耳其6.15.30.80.0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图一.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复苏差异(指数数值，2019年三季度=100)B.部分发展中国家75808590955

110、120115120新冠疫情前国内生产总值南非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2018年:Q120年:Q122年:Q123年:Q2A.七国集团7580859095100105110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新冠疫情前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Q120年:Q122年:Q123年:Q2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路孚特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数据经季节调整。9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C.相互依存世界中的主要经济体为进一步评估全球增长前景，表一.2显示了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各部门对全球需求增长的贡献。从表中可以看出上述国家的增长动力来自发达国家的出口部门。它们汲取了全球需求，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需求。与此同时

111、，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大于出口，由此对全球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南非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私营部门的需求大幅增长。然而，对外部门吸收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需求，部分原因是兰特连续20年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为了帮助理解不同部门对国内增长前景的不同影响，表一.2区分了私人部门(家庭和工商企业)、政府和对外部门(世界其他地区)。表中的数字显示了每个部门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的比例，同时考虑到部门支出的积极影响和储蓄(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重新整理了国民账户数据，使之更加一目了然。计算时遵循会计惯例，将生产中的增值作为收入完全分配给工人、企业和政府。展望未来，美国经济似乎仍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112、”。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已经接近低点(使该国免于陷入经济衰退，通常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便视为经济衰退)，同时失业率略有上升，通胀减缓速度平稳。事实上，随着年度价格涨幅从2022年6月的8.9%下降三分之二，降至2023年6月的3.0%，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通胀减缓。这必然会推高资本的实际成本，而资本实际成本在2023年初之前一直为负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从去年的2.1%放缓至2023年和2024年的2.0%。经济放缓主要是由政策导致的，是货币紧缩和中性财政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美联储最近发出的信号表明，今年剩余时间内利率将保持高位，且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根据国会就联邦债务上限

113、达成的最新协议，预计明年财政取向将转变为紧缩，从而推动2024年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若干具体国内因素的不确定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的前景产生影响。关键资产价格下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金融市场可能无力承受更长时间的高利率。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银行股便一直在下跌，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前都发生过这种情况，10年期、15年期和20年期美国国债的价值与2020年初相比也一路下滑。在此期间，20年期美国国债持有者录得-17%的亏损。鉴于美国国债在结构化金融资产组合中无处不在，大规模减记美国国债可能会破坏稳定。另一方面，2024年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下调。然而，小幅降息并不能有效逆转

114、增长减速，而大幅降息将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Federal Reserve Board,2022)。如果失业率开始上升，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消费增长率可能放缓，从而阻碍居民投资对降息作出快速反应。北美其他地区预计将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同步，如果出现不同结果大多是由国家政策造成的。加拿大采取了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且正在逐步撤销新冠疫情期间的刺激性支出，导致2023年增长预测下调。墨西哥的前景则有所改善，因为经济受益于不那么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而且2021年和2022年东亚出现的瓶颈激发了新投资流入该国以建设新的制造能力。“过去三年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的增长表现呈现出

115、不同的复苏路径。”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10在南美洲，阿根廷和巴西(两国合计占该区域产出的近70%)正在经历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巴西，欣欣向荣的大宗商品出口和大丰收推动经济上扬，增长率从2022年的2.9%升至2023年的3.3%。然而，负面需求因素正在拖累经济增长。其中包括始于2021年底的货币紧缩政策的延迟影响，该政策导致巴西的实际短期利率在今年年初升高至9%。此外，新冠危机期间私人债务(尤其是家庭债务)不断增加。2023年的大规模财政扩张应能抵消这些衰退因素的影响，但2024年的财政刺激(尽管仍取决于政治谈判结果)预计将转为负值，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低

116、至3%以下。而阿根廷正在同时经历经济衰退和通胀加速。实体经济层面，严重干旱推高了粮食和电力价格，使本已在高位的通胀率进一步攀升，对家庭特别是最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货币层面，通胀加剧引发了外币挤兑和本币贬值。财政政策转向紧缩是因为高通胀侵蚀实际支出的速度要快于其侵蚀税收收入的速度，但由此引发的财政紧缩并不足以控制通胀。在这种前景下，最阴沉的乌云笼罩在欧洲上方。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初，欧洲能源成本急剧上升，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家庭购买力下降，给消费带来了下行压力。一些国家政府吸收了一部分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但现在正在减少财政支出以缓解赤字压力。尽管欧元区仍有望在20

117、23年实现小幅正增长，但处于危险边缘。202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与经济衰退擦身而过，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投资意外激增的结果，而这与其说是生产能力的恢复，不如说是统计上的假象：它反映的是爱尔兰多家跨国企业收购知识产权之举(Bank of Italy,2023;Arnold,2023)。9月底欧洲央行加息的决定已经给第四季度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增加了欧元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总体而言，主要受出口驱动，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大型经济体预计仍将继续增长。这凸显了它们在价格上涨面前相对于贸易伙伴所拥有的市场力量。私人消费和投资也将小幅推动增长。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需求增长正逐步放缓。德国去年三个季度都出现负增

118、长，而且2022年实际工资出现创纪录的降幅。但私营部门和政府都录得小幅盈余，支出低于收入，总体上使该国经济增长减少了约4%。出口部门补足了这一减少，使总增长勉强达到正值。这种情况在2023年没有继续下去。法国同样依靠“出口”在2022年避开了经济衰退，但其私营部门为总需求作出了净贡献。法国政府操纵实现了净需求的缩减，在2020年借贷达到峰值后继续减少净借款，而对外部门对该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80%。意大利的增长模式与此类似，但政府净借款减少的影响不那么明显，而对外部门贡献了约90%的增长。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在2022年有所恢复，但这不是工人薪酬提高的结果。相反，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但生产率下降更多

119、，导致劳动收入的份额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利润份额处于创纪录的高水平。在英国，2021年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大幅下降，并持续到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给了利润。政府净借款也大幅减少，这导致政府部门减少而不是增加了总需求。然而，日益依靠积累债务获取资金的私营部门支出，在家庭服务消费复苏的帮助下，加上对外部门的支持，让经济得以避免陷入衰退，但也只是勉强避开。初步数据表明，2023年下半年的情况可能就不这么乐观了。在俄罗斯联邦，由于对外部门的净需求大幅减少，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可能与对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应对有关。作为该国主要外汇来源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量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据11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

120、临的挑战报告，2022年天然气出口下降了32%，主要原因是欧洲需求发生了转移，通过管道运输的天然气减少，而通过油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增加。然而，占能源出口大部分(75%)的石油出口基本稳定在每天300万桶。尽管出口量变化不大，但随着国际价格下降，2023年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减少了近一半(47%)，而俄罗斯联邦对此以减产应对。减产能否产生预期的结果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货币带来了另一个挑战。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资本管制，卢布在2022年全年基本保持稳定，但此后大幅贬值，加剧了油价下跌带来的问题，并进一步有损于俄罗斯购买外国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的能力。迄今为止，俄罗斯政府一直能够通过增加净借款来弥补

121、需求的削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主权债务比率相对较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但到年底时财政压力可能加剧。基于上述所有因素，预计2023年和202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2.2%和2%。能源价格和货币危机也给土耳其造成了影响。该国在2022年受到能源价格高企的沉重打击，但由于强大的财政支持、有效的家庭转移支付计划以及政策利率下调10个百分点，该国在2023年上半年保持了强劲的国内需求。然而，尽管降息刺激了国内需求，但也给本币施加了压力。里拉在疫情暴发之前就一直贬值，2023年第二季度则出现暴跌。总体而言，对土耳其经济的预测是2023年增长3.7%，2024年放缓至1.9%。日本去

122、年经济增长受外部需求激增的推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之前积压的全球汽车需求和日元贬值造成的。与此同时，政府在货物、服务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支出减少，公共部门变成了净储蓄者。今年日元对美元升值，对人民币贬值，导致净出口走弱。外部需求持续强劲，而温和的通胀率和全国工资上涨协议重振了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仍保持紧缩姿态，因此预计今年经济增长2.3%，2024年增长1.2%。由于持续的外部需求和强劲的国内需求，增长前景的主要风险来自政策组合，特别是加快削减财政赤字和可能出现的收紧货币的政策。在中国，政府的净需求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对外部门则拖累了需求，这与传统印象相悖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123、经常被描述为纯出口驱动型。但也必须指出，即便是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那段时间相比，近期中国私营部门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也不及过去。私营部门创造增长的能力相对较弱，表明深耕国内市场仍是一项挑战，而这导致中国如今比十年前更加依赖财政扩张。中国私营部门的需求疲软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泄气的房地产泡沫和大型开发商的一连串金融危机，给建筑行业以及房地产和其他受影响资产的所有者造成了重大损失。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力求降低房地产金融的杠杆率(金融风险的主要孵化器)，最近还试图通过降息来刺激总需求。与此同时，国内需求保持稳定，关键金融指标尚未出现值得担忧的波动：银

124、行股价小幅下跌(跌幅小于美国或欧洲的银行股价)，对主权债券的需求仍然强劲，人民币相对于该地区其他主要货币有所升值(尽管对美元有所贬值)。综合所有因素估计，2023年和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可达4.6%和4.8%。这略低于5%的政府目标，但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印度，对外部门与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一样，都为国内增长做出了贡献，这部分得益于许多国家调转了原本流入俄罗斯联邦的贸易，而印度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直接贸易关系。2022年印度经济增长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预计将持续到明年。然而，其他指标仍表明，需保持谨慎：鉴于2023年6月失业率仍为8.5%，以历史标准衡量，就业水平仍低得令

125、人沮丧。一如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所占份额的数据显示，不平等也显著加剧，可能阻碍增长。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12“一个正常运转的国际金融架构将使各国政府免受这些压力的影响，并推动它们采取有利于增长、发展和必要结构性投资的政策。”“需要通过重新审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范式，更重要的是审视基于这些范式的政策决策，来解决日益增加的企业整合与日益缩小的财政空间之间的不对称。”最近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从由私营部门需求驱动转变为更多以出口为导向模式的迹象，这得益于近期包括镍在内的大宗商品繁荣。预计今年的强劲增长将持续到2024年。自2020年以来，该国政府一直在减少净借

126、款，其收入的净增长现在正在吸收总需求，而不是增加总需求。投资和就业的新增也有所放缓，对于一个增长已开始由大宗商品驱动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D.企业掌控与财政政策的消亡2010年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 曾警告称，财政紧缩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迅速缩减紧急支持将适得其反。若干年过后，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均表示，当时倡导(过早的)财政紧缩是一项“过失”(Blanchard and Leigh,2013)。经历了2020年和2021年毁灭性的疫情之后，大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增长仍远低于2010年代的水平，但基础财政余额(即扣除利息支出的余额，因此是政府预算中较容易控制的部分)已迅速转为正值

127、(图一.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政府面临着不削减赤字就会被排除在国际信贷市场之外的巨大压力。一个正常运转的国际金融架构将使各国政府免受这些压力的影响，并推动它们采取有利于增长、发展和必要结构性投资的政策。图一.3显示，财政政策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减震器，在回归紧缩立场之前只能采取有限的临时行动(Bernanke,2008)。事实证明，这种立场导致繁荣-萧条周期恶化，减弱了应急措施的预期效果，企业掌控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项因素(Crouch,2009;Costantini,2020;TDR,2021,2022)。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各国从战略上塑造经济轨迹和全面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雄心有所减弱。

128、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演变路径不同。受通胀担忧驱使，财政空间充足的发达国家往往只会努力避免周期的上行或下行阶段过于动荡，使其回归到一个中庸的常态。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因为增长低迷和紧急支出成本高昂，这种财政框架往往会推高债务收入比。与此同时，市场力量日益集中在大公司手中，再加上高净值个人施加的影响，提高税收的能力反而降低了(图一.4)。在一个危机日益复杂、越来越需要公共资源来解决系统性混乱的时代，需要通过重新审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范式，更重要的是审视基于这些范式的政策决策，来解决日益增加的企业整合与日益缩小的财政空间之间的不对称。13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图一.3 过早撤出财政支

129、持：2008年之后和2020年之后部分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政府基础净借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百分比)2020年之后2008年之后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政府基础净借出/贷入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德国

130、-12-12-12-12-4-8048-4-8048-4-8048-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14图一.3 过早撤出财政支持：2008年之后和2020年之后(续)部分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政府基础净借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百分比)2019年2021年2022年2020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08年2009

131、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1年2022年2020年2020年之后2008年之后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12-4-8048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政府基础净借出/贷入印度南非联合王国美国墨西哥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数据库得出

132、的计算结果。15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图一.4 全球：利润份额增长，财政空间缩减运营利润和间接税份额(扣除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35363738394041425.05.56.06.57.07.58.08.59.09.51980年90年2000年10年20年23年政府份额利润份额(右轴)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购买力平价。E.信贷、投资与货币政策的作用从2010年至2021年，通货膨胀偃旗息鼓且常常低于目标(见插文一.2)，而投资仍然停滞不前，因此量化宽松和创纪录的低利率成为许多央行，包括发展中

133、国家央行的政策首选(TDR 2022:chapter III)。尽管央行的这种积极行动(包括定期购买债券和私营企业资产)帮助实现了一段时间的相对金融稳定，甚至在疫情冲击期间也保持了稳定，但这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和金融利润来实现的，因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与此同时，财政紧缩和低工资不利于私人投资，还阻碍了生产力增长。随着通胀率最终在2021年末回升，各国央行开始回归“正常”政策，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资产)并提高利率。但这些举措立即遭遇了多个市场出现的抛售情况，迫使许多央行放缓了“缩表”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迅速恢复了资产购买(图一.5)。此外，总体而言，加息遭遇的反对较少，

134、部分原因是股市在经历了最初的下跌后，已显著反弹。在这种背景下，还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最近尝试了量化宽松与加息相结合的混合政策，表明如果在稳定价格和金融市场繁荣这两个优先事项之间出现冲突，后者很可能会占上风。但更重要的是，由金融业利润和感知风险而不是政策优先事项驱动的私营部门的信贷创造，并没有遵循央行信贷减少的模式。私营信贷收缩时，削减规模也大多远不如央行信贷。因此，美国的实际利率仍接近于零，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也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图一.6)。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似乎并没有从金融化的这一环节受益，因为它们的实际利率明显较高。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

135、构16图一.5 各国央行仅部分紧缩了疫情期间的扩张政策货币基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百分比)050030035040045002017年:Q119年:Q121年:Q123年:Q0250巴西加拿大智利欧元区印度墨西哥南非英国美国瑞士(右轴)印度尼西亚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美联储经济数据。注：Q1:第一季度。图一.6 尽管实际利率有所回升，但在一些发达国家仍处于低位不过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条件要不利得多因消费价格指数而降低的政策利率，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百分比)加拿大欧元区日本大韩民国波兰瑞士英国美国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2010

136、年15年20年23年7月-6-4-20246810B.发展中国家A.发达国家-132010年15年20年23年7月-11-9-7-5-3-113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灰色区域是美国政策利率上升的时期。17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央行加息对国内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却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事实上，发达国家央行加息对国内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却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对货币疲软的国家而言，发达经济体利率上升很容易导致大量资本外流，从而给货币施加更大压力，推高通胀率，并很容易削弱生产体系。这反过来会加剧不平等，且有损生计。发展中国家由此

137、会面临加息的强大压力，牺牲金融稳定来维护货币稳定即便在最好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在财政政策疲软的情况下，信贷成本上升会影响世界经济最脆弱的部门和地区，导致投资减少、工资增长停滞、就业增长有限、流动性面临压力。受打击最大的是失业者和中低收入者，以及发展中国家外债高筑的企业和政府(第二章)。正如过去几年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 所指出的那样，私人信贷无序的反应解释了为何信贷总额与投资不同步(图一.7)。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2000年代初信贷的大幅增长并未触发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在疫情时期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资本形成的一些局部增长很可能更多地是由通货膨胀本身造成，因为通胀会促进库存积累

138、(下图中没有反映)。显然，更多信贷继续流向金融资产，而非实体投资。投资和信贷脱钩以及主要经济体持续的低实际利率表明，货币紧缩的直接影响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恶化，对经济增长只有间接影响。当然，公共和私人创造货币的各种方式存在着安全等级。由于金融稳定是货币管理机构的主要关切，它们会采用务实的方法，其行动专注于看起来具有系统相关性的市场。因此，不是所有部门都享有流动性保障，局部供应过剩和供应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流动性创造的分布通常呈现南北差异，尽管有时流入的投机性资本会投资于发展中地区(第二章和第五章)。2023年，由于信贷成本上升，发达国家高收益公司债券市场的吸引力下降，高收益寻求者将重点放在可以进入

139、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破产增加，可能正是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促使美联储决定再次增加资产购买(图一.5)。近期货币政策的发展明确证实，金融市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与经济其他部分的表现脱钩，普遍的常规预期便可以维持金融市场的增长。当经济的其他部分陷入困境、投资减少时(比如2020年)，金融市场还可以欣欣向荣。但如果金融市场真的遭遇冰封，经济的其他部分就会像2008年那样受到重创。因此，近年来所观察到的那种金融资产的大规模扩张和升值会造成巨大的风险，而对许多非金融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和绝大多数工人的惠益微乎其微。就政策设计而言，货币政策确实可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产生巨大影响，尽管这

140、种影响可能被低估。但如果期望的结果是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主导部门的资本形成和就业创造，那么货币政策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仍是主角。“货币紧缩的直接影响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恶化，对经济增长只有间接影响。”“如果期望的结果是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主导部门的资本形成和就业创造，那么货币政策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18图一.7 投资和信贷仍然脱钩固定资本和国内信贷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03500固定资本存量国内信贷存量(右轴)35003501502

141、00250300350050002503003500200250300350050005001502001985年 90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加拿大巴西英国美国南非土耳其0500501985年 90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1985年 90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1985年 90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1985年 90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1985年 90

142、年95年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3年资料来源：贸发秘书处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购买力平价。19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F.通胀与分配2020年之后，大多数国家的通胀沿着类似的轨迹加速上升，但到了2023年，随着通胀开始放缓，各国开始分道扬镳。通货膨胀加剧的迹象于2021年最初的几个月在美国开始出现。造成这种情况的触发因素有很多，有临时性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其中包括四个主要因素：(a)全球贸易模式变化影响了进口成本；(b)富人受益于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的股市上涨，消费支出出现激增；(c)收入最低职业的实际工资略有增

143、加；(d)生产商和零售商有能力提高价格以弥补成本增加并提高利润率(Bivens,2022;Konczal and Lusiani,2022;Hayes and Jung,2022;Schnabel,2022;Storm,2022;Weber and Wasner,2023)。到2021年底，随着价格上涨初步缓解的趋势开始逆转，人们才开始担心这次通胀的轨迹将不同于往常，不是从深度经济冲击中复苏时通常出现的那种通胀，而是会继续延续。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分发有效疫苗延长了疫情，导致那些临时性因素继续存在，最终与预料之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初步上涨相互作用。然后，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一些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进一步

144、推高了通胀率，尤其是在欧盟(详细分析见2022年 贸易与发展报告)。尽管这新一轮的通胀压力源于供应侧，但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大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早于此前的信号。图一.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仍然符合历史标准部分发展中国家消费价格指数月均增长(同比百分比变化)2006年000年15年20年智利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右轴)23年7月资料来源：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和国家资料来源。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0虽然从2021年底和2022年初开始，通胀率是由主要能源和粮食类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

145、推动，但视市场结构和各国政府抵消通胀向消费价格传导的能力(和意愿)而定，各国的结果各不相同。此外，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进一步加剧了进口价格通胀，特别是对能源和粮食净进口国而言。在已经放开批发和零售能源部门的国家(如欧盟国家)尤为如此，导致国际价格变化迅速传递到国内消费者(TDR,2022)。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以往的金融脆弱性和疲软的货币使它们面临双重风险。截至2023年中，随着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全球的通货膨胀也随之回落，尽管速度参差不齐(表一.3)。在一些地方，核心通胀持续坚挺，并超出了近期的历史平均水平，表明企业持续加价和供应链中断的局部风险仍然存在。在发

146、达经济体中，欧元区与日本和美国的通胀率变化轨迹明显不同(图1.9)。图一.9 发达国家通胀率下降，部分价格下跌部分发达国家消费价格指数月均增长(同比百分比变化)意大利2017年23年7月21年23年19年-505101520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大韩民国波兰西班牙英国美国资料来源：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和国家资料来源。21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表一.3 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通胀减缓的速度也不同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部分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以及粮食和能源的贡献(同比百分比变化和份额)年均季均月均权重年均季均月均权重2022年2023年第一季度2023年4月2023年5月2023年6月

147、2022年2023年第一季度2023年4月2023年5月2023年6月智利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涨幅11.611.89.98.77.65.26.05.9 5.1 4.5对总体通胀的贡献Food 29.434.128.828.130.119.320.1 37.7 38.6 42.2 14.4 Energy13.58.66.25.02.17.540.4 17.3 10.9 3.8 8.9Non-food56.256.064.065.967.173.240.8 44.8 50.7 54.6 76.6 德国墨西哥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涨幅6.98.27.2 6.1 6.4 7.97.56.3 5.8 5.

148、1 对总体通胀的贡献Food 21.8 29.5 27.9 28.2 25.0 11.9 43.334.128.828.130.125.8Energy32.6 14.2 8.3 4.5 4.4 7.46.78.66.25.02.110.0Non-food46.1 56.4 64.3 68.2 71.4 80.7 48.856.064.065.967.164.2南非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涨幅7.07.37.1 6.6 5.472.354.343.739.638.2对总体通胀的贡献Food 22.6 32.4 33.6 30.8 17.130.132.531.433.725.4Energy28.

149、6 11.2 7.6 7.0 8.521.28.53.6-5.612.1Non-food48.1 56.3 58.7 61.9 74.350.659.165.772.962.5英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涨幅10.918.17.87.98.08.05.84.94.03.0对总体通胀的贡献Food 13.119.123.322.19.511.814.211.811.612.88.3Energy38.933.38.86.76.525.83.0-8.4-23.7-46.38.2Non-food56.452.366.869.18464.280.193.5110.0135.883.5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

150、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和国家资料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权重”指占国家总消费物价指数的百分比；2022年的权重用于计算2023年的贡献。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2“粮食价格仍远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这是让许多家庭难以维系生计的水平，特别是在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同时也应解决企业将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转化为价格上涨的能力不受约束的问题。”要全面理解最近的价格动态，需要考虑三个因素。1.随着关键投入成本加速增长，在一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按照总体增长趋势定价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即使货物生产时投入成本更低。寡头垄断企业和纵向一

151、体化企业尤其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利用普遍通胀来提高自身的利润率。对它们而言，信贷成本增加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信贷成本的增长速度(图一.10)。2.其次，国际市场能源和粮食价格的下降很可能会降低通胀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零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下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顶多将稳定在较高水平。此外，视市场力量和监管情况而定，国内食品和能源价格将继续上涨，即使被它们用作关键投入的商品的国际价格下降。这意味着必须提高工资，才能找回因通胀而损失的实际购买力。目前的政策是否符合这种情境值得怀疑(见上文E节)。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同时也应解决关键经济部门企业通过涨

152、价转嫁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能力不受约束的问题。3.第三，造成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尚未得到解决。大宗商品贸易新参与者的出现(如已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净出口国的美国)，以及制造业贸易新限制措施(如与芯片和半导体相关的限制)的实施显然具有重要影响。但结构性问题涉及市场和贸易的组织，而这两者受到不对称监管和暴利的严重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另见TDR,2022)。例如，粮食价格仍远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这是让许多家庭难以维系生计的水平，特别是在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发展中国家。图一.10 利润份额已超出其长期增长趋势来自利润和租金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342003年08年13年18年23年

153、363840424446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线性(发达国家)线性(发展中国家)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购买力平价。23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G.劳动力成本与不平等现象在过去六年中，大多数经济体的工资增长落后于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图一.11)。相比之下，加价和利润完全跟上了物价上涨，而且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反映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力量。2通胀上升后，欧盟集体谈判的高覆盖率导致其工资诉求比其他地方更加滞后。大多数劳动合同是在2021年签订的，没有预计到之后的价格变化。但2022年签署

154、的合同也没有“上调”工资，以反映通胀全面上升的影响。此外，政府有时选择对薪酬进行一次性税收减免，而不是让实际工资增长(Bank of Italy,2022)。这样一来，这段时期的通胀显然没有任何可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再平衡。只有在法国和荷兰，由于谈判的频率更高，通胀上升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更有利。此外，法国的最低工资是与通胀挂钩的。3总体而言，至少自2018年以来，欧洲的时薪大多呈下降趋势。这个事实在年度工资统计数据中隐而不见，只有2022年报告称年度工资出现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后工作时间大幅增加，影响了年度工资统计数据。图一.11 工资未跟上通胀涨幅按季度分列的实际时薪变化(接受调查

155、的国家数量)024681012141619年:Q120年:Q121年:Q122年:Q123年:Q1上涨下跌2018年:Q1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劳工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样本只包含以下14个国家：巴西、智利、法国、德国、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波兰、南非、西班牙、瑞士、美国。在美国，就业成本指数显示，疫情导致实际薪酬总额的上升趋势中断。上升趋势一度对零售、贸易、食品和住宿行业的工人尤其有利。通胀导致各行各业的薪酬普遍暴跌。直至20222一些学者将通胀压力解释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通货膨胀通常由能源商品和进口推动，然后又因企业的定价行为而放大(

156、Bivens,2022;Konczal and Lusiani,2022;Storm,2022;Schnabel,2022;Hayes and Jung,2022;Weber and Wasner,2023)，2021年和2022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也提出了这种解释，但最初遭到许多评论者的反对。如今，人们(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普遍认为，在利润份额增长中占最大比例的平均加价率上升导致了价格的动态变化。3见意大利央行2022年年度报告(Relazione Annuale)有关欧元区不同集体谈判实践的详细说明。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4年第三季度通胀开始放缓，实

157、际工资和薪水才开始回升，但仍远低于先前的水平。通常情况下，低工资行业和低工资职业的实际薪酬下降速度较慢，恢复速度也快于其他行业，这表明其薪酬与生计水平的联系更紧密。如今这些低工资部门的薪酬仍远低于此前的上升趋势(图一.12)。图一.12 后疫情时代，美国的实际薪酬仍未恢复美国工人季度薪酬总额，按行业分列(指数，2006年平均值=100)所有行业建筑制造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零售贸易交通和仓储信息金融和保险房地产教育和卫生休闲和酒店住宿和餐饮9407年10年15年20年23年:Q1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关于通货膨胀的辩论应该提醒人们，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高于发达

158、国家(图一.8)。这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所造成的，而不是收入、需求或货币创造过剩破坏稳定的结果。例如，当新的制造业部门出现时，它们通常会提供更高的工资以便从现有部门吸引工人。这刺激了符合高收入消费者口味的新细分市场的发展。从历史上看，高达20-30%的通货膨胀率往往伴随着稳定的增长和发展(Bruno and Easterly,1996;Epstein,2003;Chowdhury and Sundaram,2023)。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胀压力不仅仅是内部增长动态关系的结果，也是它们融入全球经济遭遇的不对称和不稳定的结果(Toye and Toye,2004;Fontai

159、ne,2021)。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当前的国内经济结构，即农业部门低效、市场规模小、税基数低和基础设施不足。这些因素阻碍了资源重新分配给产业部门，并有碍实现更持续增长的前景。在这方面，研究文献早已确认有必要审视一系列僵化和瓶颈问题，这些问题加上分配冲突，可能引发通胀压力。削减公共支出、抑制工资和放松市场监管的计划无法解决这些僵化问题，因为上述措施在降低通胀的同时通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即损失产出投资和就业岗位。国际金融格局的特点是高度不稳定，加上浮动汇率引发的各种问题，给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造成了严峻挑战。在随后的去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的风险以及融入高度碎片化的全球价值链(没有

160、重大技术转让，且竞相压低工资)时的危险是关键因素(TDR,2019;25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Storm,2017)。技术驱动的经济和服务业转型以及价值链中无形资产的增加又加剧了后一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胀飙升可能预示一种疲软状态，并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相关体制的合法性方面。这可能是某种货币急剧贬值因而推高进口价格的结果，或者是一些关键投入如能源价格波动的反映。这些压力无法通过迅速调整生产或增加工资来消化。出现这种情况时，成本的增加对应着金融资源从一个体制部门(通常是工人)转移到生产商和进口商，但供应量并不会有相应增加。虽然这些金融资源中有一部分很可能直接流向国外

161、，但国内加价也经常发生，这既是通胀上升的原因，也是其后果。事实上，由于生产需要时间，最终产品的价格可能高于购买投入时的价格。企业对市场的集中控制和适当监管的缺乏加剧了这一差距。第二章以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集中为例研究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工人们最终会发现，合同根据生活成本作出的任何调整最终都被侵蚀，有时还赶不上新一轮通胀的增长。但与第一种良性通胀的例子相反，这一过程不利于增加生产和就业机会。这种通胀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明显不对称的影响，眼下的这场通胀就是如此。如果公共机构在努力应对时没有认识到这种不对称，它们的行动往往会加剧这种不对称，导致大多数人口感到更强烈的不公平感。加息本身就增加了成本，也影

162、响到了那些没有从通胀中受益的家庭。事实上，加息对家庭以及与银行缺乏良好关系的小规模初创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纵观历史，生活成本的大幅上涨经常引发抗议。有时，这促成了劳动、生产和整个社会的组织方面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会站出来保障经济稳定，监控并监管公司甚至个别经理的决策以增强稳定性(Costantini,2018)。这些例子表明，有必要重组全球价值链，使经济结构更具韧性和可治理性，并减少对工资率和全球南方造成的不公后果。但这也要求分享技术，在不浪费资源和避免局部危机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转型。需要解决关键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问题，解决助长价格波动并从中获利的不透明的金融化

163、体系问题(第三章)。正如近年来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国家的回流尝试(第二章)以及产业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复苏可能导致价格摩擦，造成暂时的通胀张力。H.结论自2022年10月上一份 贸易和发展报告 发布以来，在价格减速增长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地区的复苏模式差异很大，在谈论全球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也缺乏政策行动。错误地强调需求侧通胀压力，引发了央行教科书般的加息行为。财政措施和供应侧的措施一直以来都是特殊措施而不是常规做法(例如，动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通过黑海倡议确保粮食和化肥运输)。其结果是全球增长放缓，许多国家的就业率持续低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收入不平等加剧，从工资进一步转移到租金和利润

164、，而这种转移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有必要重组全球价值链，使经济结构更具韧性和可治理性，并减少对工资率和全球南方造成的不公后果。”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6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债台高筑和环境冲击造成的金融压力的影响，而全球经济应对这些压力的行动缺乏协调。随着货币政策转而着眼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甚至将通胀作为一种工具来减轻实际债务负担和纠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可能性似乎都被排除在外。更广泛地说，政策协调的缺乏和多边合作的削弱有悖于“重建得更好”的承诺，限制了近期作出政策转变从而提供今年以后实现更平衡的复苏的可能性(插文一.2)。如

165、果辅以适当的国际政策协调，发达国家的低增长时期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它能缓解资源压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脱碳所需的产业转型空间。这将需要二十国集团达成财政和货币协议，世贸组织达成技术转让协议，并与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提供融资渠道。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效率都没有跟上，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收入较低和政策有限需要更多时间。发达经济体则需要进一步超越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因为这些机制不足以应对挑战的规模。图一.B1.1 大多数经济体的能效自1980以来均有所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密度(每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排放的二氧化碳克数)0.00.51.01.52.02.5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1980年9

166、0年2000年10年20年23年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国内生产总值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购买力平价。基于市场的减排战略，如征收碳税，旨在推广可再生能源并为转型提供资金。然而，这些计划面临现实的障碍。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包括燃料和电力在内的能源支出通常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表一.B1.1)因此要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存在挑战。碳税提案仰赖于重新将收入分配给家庭和企业或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进行投资。现实的税率，加上不到国内生产总值10%的能源支出，导致与推动需求的其他收入流相比，转移规模相对较小。这突出表明需要实施产业政策和直接干预来有效指导能源生

167、产。27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表一.B1.1 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支出只占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初级能源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现行价格，2022年(百分比)初级能源开支(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俄罗斯联邦21.4沙特阿拉伯13.8印度尼西亚11.8印度11.4澳大利亚7.3加拿大6.0巴西5.7大韩民国5.6墨西哥5.4阿根廷5.0土耳其4.7南非3.5美国3.4中国3.3日本3.2意大利2.7法国2.5德国2.4英国1.8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和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1.发达经济体反通胀政策的效果出现了偏差，好处主要由金融资产所有者获得，而成本主要由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168、的工薪阶层和转移支付接受者承担。激进的货币紧缩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抑制生产性投资并限制生产率增长。此外，专注于遏制工资增长这个近期通胀上扬的一个次要因素，实际上是将维护财富实际价值的负担推给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降低通胀的重点本应是控制起主要作用的商品价格，如能源价格、粮食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汇率。大企业通过提高价格转嫁更高成本的能力不受约束，而关于对国际利润税的讨论进展缓慢，继续损害世界各地的生计。2.疫情期间疫苗的分发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私人回报优先于社会需求的表现，即使为此付出了大规模伤亡的代价。这一点，加上第二章所述的贸易紧张局势，导致技术先进国家推迟做出关键决定和承诺，

169、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冲击加剧，这种“榜样”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是令人担忧的。3.产业政策回归，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一系列立法举措，虽然标志着与旧华盛顿共识的可喜决裂，但却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多边主义倒退的影响。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28“要实现疫情后的复苏，减少不平等并避免气候灾难，就需要对全球经济的规则和惯例进行重大变革。”现在迫切需要改变这种轨迹。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需要让实际工资再次开始上涨，并让其长时间保持增长，以有效减少不平等。这样做将刺激资本形成和生产率增长。但大多数主要央行反而在2023年全年继续加息，有时明显意在阻碍工资增长。另一种增长轨迹

170、要求扩大就业，而在应对气候挑战的剩余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将增加的就业机会有效地引导至正确的部门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足够的政策和财政空间对于更好地管理之前交给市场力量的国际资源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本报告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要实现疫情后的复苏，减少不平等并避免气候灾难，就需要对全球经济的规则和惯例进行重大变革。设定通胀目标包括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公信力和可问责的”战略(Bernanke et al.,1999;Setterfield,2006)。这种战略重申了设定利率的央行的突出作用，以及财政主管部门对节俭的承诺(避免财政主导)。理论上，央行可以选择任何目标通胀率，并相应调整

171、名义利率。但在1990年代，2%的通胀目标被广泛采用，选择这个数字的理由包括一系列关于工资刚性和产品差异化的假设而这一数字是由新西兰中央银行在1990年随意设定的(Akerlof et al.,1996)。直到今天，仍有人不断提出设定这一目标的主要学术原理，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高通胀目标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其依据是：在经济衰退中，当通胀下降时，与能够刺激复苏的自然利率相等的名义利率可能会降至接近或低于零利率下限。提高正常时期的通胀目标将意味着平均名义利率也会提高，并为在需要时降低利率提供更多货币政策空间(Blanchard,2022)。为了更新这一理论框架，出现了两种想法：第一，一

172、条具有大段平坦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Yellen,2019;Seccareccia and Khan,2019;Ratner and Sim,2022)表明，在就业方面，减缓通胀政策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事实上，“最让支持设定通胀目标的人失望的事情之一便是这个目标显然无法降低所谓的牺牲率，即抗击通胀的失业成本”(Epstein,2003:2)，伯南克和合著者得出结论认为，在采用设定通胀目标的制度后，牺牲率往往会更高(Bernanke et al.,1999)。其次，自然利率因老龄化和自动化而长期下降的概念(Eggertsson et al.,2019)与数据相左(Taylor,2017)。2022年

173、底，有人呼吁围绕更高的通胀目标建立新的货币常态。一些观察家建议3%这个数字(Blanchard,2022)，其他人则提出设定一个在2%至4%之间的更灵活的目标(Stiglitz,2023)。但是货币政策就必须有一个目标吗？“新西兰中央银行在1990年随意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随后得到广泛采用，其理由包括一系列关于工资刚性和产品差异化的假设。”29全球经济的现行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图一.B2.1 作出正确预测的难度加剧了通胀目标设定的复杂性欧洲央行的预测和实际消费者价格调和指数的通胀率(百分比)006年10年15年20年25年资料来源：欧洲央行宏观数据预测数据库。注：每条彩色虚

174、线反映特定时刻的特定预测。研究人员发现，以通胀为重点的政策立场过往记录相当令人失望，对许多国家来说甚至是灾难性的(Epstein,2003;Ball and Sheridan,2004;Roger and Stone,2005)。“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通胀目标制会改善以通货膨胀、产出或利率变化衡量的经济表现”(Ball and Sheridan,2004:250)。通常情况是，无论这些国家是否设定了一个通胀目标，通胀率都一直在下降，而就业增长一般都没有实现。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30参考文献Akerlof GA,Dickens WT,Perry G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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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流动、大宗商品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34从四分五裂的国际架构到可持续的全球新秩序当前混乱无序的国际金融架构和全球贸易体系破坏了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或巴黎协定 目标所需的和谐稳定的秩序。更具体地说，贸发会议的分析发现，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国际贸易及与其相关的权力不对称导致全球劳动收入所占份额进一步缩减。此外，发达经济体产业政策的单方面转变正在造成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紧张，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前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损害了最弱势的群体，并给全世界3.5亿人带来了粮食不安全。全球金融环境正在明显恶化，致使近三分之一的前沿市场经济体濒临债

196、务困境。这是继过去十年来这些国家的金融进一步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之后发生的。要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就需要一种新的范式，一种超越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传统界限的范式。这种新的全球秩序需要我们采取全面的办法并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将我们的愿望转化为一个有韧性而涵盖多方面的系统，能够满足相互关联的世界的复杂需求。当务之急非常清楚：必须加大寻求有效治理措施的力度，以纠正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中固有的不平衡和脆弱性。鉴于这些发展动态，贸发会议建议：为国际贸易建立新的共识，更好地顺应政策优先事项，如建立韧性供应链，实现公正的能源转型，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解决腐败和企业避税问题，发展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重新审视现有的

197、国际贸易协定，为各国重新设计生产、消费和贸易模式营造政策空间，以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加强南南贸易合作，例如重振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债务重组和减免机制，并制定商定的程序、激励和威慑措施。35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预计2023年全球贸易将增长1%左右，大大低于世界经济产出增速，商品贸易将徘徊在负值区间。”A.导言决定国际市场最近走向的有两组关键因素。一方面，2022年代表了疫情复苏的顶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时考虑到第一章中讨论的全球增长所面临的风险，世界经济现在开始了一个后疫情时期，这一时期受到几个决定性因素的制约，其总体影响难以预测。这些因素有

198、：发达国家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各国对国际经济关系采取更具地缘战略意义的政策方针；产业政策对主要经济体贸易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存在多重地缘经济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疫后周期显示，全球经济在疫情冲击之前就已存在的结构性弱点趋势依旧。这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承压，涉及的方面有：出口市场日益集中，造成收入分配不对称；投资放缓，债务负担不可持续；技术鸿沟不断扩大；气候危机的成本不断上升，围绕能源转型存在挑战。当前的局面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给当今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治理上的挑战。鉴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和 巴黎协定 设定的目标所需的和谐稳定秩序的前景越来越渺茫，除了本报告第二部分分析的

199、国际金融架构中的缺陷之外，人们还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感到严重关切。未来几个月，政策制定者是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治理挑战，将决定全球能否在2024年避免一场全球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能否避免“失去的十年”，目前四分五裂的多边体系能否在这十年结束时变得更加健康。要找到正确的对策，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长远的眼光和纵观全局的方法。发展中国家长期关切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许多问题，包括扭曲的农产品市场、粮食不安全、过早的去工业化和限制性商业做法，从未得到充分解决，往往导致赢家通吃的结果，而不是经典贸易模式所设想的双赢结果。本章将探讨这些难题，审视国际贸易(B节)、大宗商品市场(C节)和国际资本市场(D节)的最新

200、动态，目的是确定需要多边关注的优先领域。B.贸易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在经历了2020-2022年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之后，预计2023年将出现1%左右的增长，显著低于世界经济产出的增速(第一章)。这也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而过去十年已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最低的时期。从中期来看，贸易正在回归危机前的低迷趋势；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3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很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愈演愈烈，形成了对全球治理规则甚至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强烈反弹。”“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如何驾驭这一转型对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201、不啻是重大挑战。”在短期内，增长率甚至会低于这个数字。其原因是，尽管全球服务贸易表现出了韧性，但2023年商品贸易的增长率仍在负值区间徘徊。在这些观察结果的背后，是全球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对当今国际贸易的作用的政治解读的转变。其中许多变化涉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成立后出现的治理制度。如果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通常被称为贸易自由化时期，那么过去三十年与其说是降低了贸易关税和投资壁垒，不如说是改变了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国内监管标准和规范。这些改革带来的全球监管架构首先有利于大企业的利益，如国际银行和其他跨国企业的利益(Rodrik,2023)。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202、被动接受了这些改革，因此它们的政策空间因最近的危机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很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愈演愈烈，形成了对全球治理规则甚至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已在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他们将贸易的作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是否正确。在围绕全球贸易监管架构展开的政策辩论中，深化贸易关系的潜在成本不再被视为微不足道。同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自动从放松管制的改革中获益这一观点从未受到如此强烈和广泛的质疑。相反，管理贸易的手段越来越多地转向在国家行为方的支持下利用战略利益，而国家行为方如今更愿意干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运作(Sullivan,2023;Hudson,2

203、022)。一套新的贸易词汇反映了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碎片化”、“去全球化”、“全球化减缓”、“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去风险”、“脱钩”、“开放战略自主权”、“新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流行语充斥着当前围绕贸易政策的讨论。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一种新兴的贸易范式中，这种范式从更具战略眼光的角度来应对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挑战，而且可以更好地顺应新的政策优先事项，如减少不平等、建设韧性、加速能源转型等(Rodrik,2023)。需要对国际贸易进行改革的新共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新的国际贸易机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已经可以看到，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在大多数发

204、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不佳、投资环境恶化、金融压力加大之际，如何驾驭这一转型对它们而言不啻是重大挑战(见第一章和下文D节)。如果以史为鉴的话，随着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考虑进入政策舞台的中心，不仅多边解决方案将难以获得关注，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遭受贸易争端夹击的风险，抑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在它们既不想要也不需要的经济冲突中选边站队。大型经济体中保护主义单边贸易措施的兴起和产业政策的广泛使用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损害其结构转型的前景。一些发展中国家近期可能会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发现获益的机会。同样，发达经济体的绿色投资热潮也可能会给一些具有相关资源禀赋的幸运国家(比如战

205、略性矿产出口国)带来机37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遇。然而，可持续发展若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同时提供支持，以促进获得可靠(和更廉价)的资金来源、重新平衡贸易规则、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反过来又需要采取促进技术转让和减少大型跨国公司市场支配力的政策，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扩大原材料加工等方式在国内增加其出口产品的价值。此外，对收入分配和权力不对称的几个关键指标的分析证实，发展不能只剩下贸易量的增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一套积极主动的政策战略和机构，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优先事项。1.国际贸易最近的周期性动态回顾国际贸易最近的趋势好坏参半，但天平正在向不利的一面倾斜，尤

206、其是如果我们不只是看综合指标，而是考虑到与贸易政策(第2小节)和贸易对分配的影响(第3小节)有关的一些最新动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指标表明，在经历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的崩溃和复苏之后，现已回归到某种正常状态，2020年至2022年供应链严重断裂的情形已接近尾声(图二.1)。总体而言，这有望缓解价格压力，原因是中国解除封锁、新冠疫情期间对制成品的需求激增后贸易结构回归正常、多个发达国家的货物运输物流趋于稳定，而且人们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及其后的经济制裁作出了调整。以下情况也反应了正常化的趋势：新冠疫情暴发后，集装箱及干散货国际海运费率飙升至历史高位，但于2022年下半年大幅下跌(图二.2)。图二

207、.1 供应链压力在新冠疫情期间达到高峰后急剧波动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平均值的标准差)-2-年03年08年13年18年23年7月资料来源：Benigno et al.(2023)。注：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整合了运输成本数据和制造业指标，通过考虑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全球供应链状况，旨在全面总结潜在的供应链中断。全球运输成本包括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和哈派克斯指数的数据，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空运成本指数。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还使用了采购经理指数调查中的几个供应链相关组成部分，重点关注制造企业。对指数作了归一化处理，零表示指数处于其平均值，正值表示指数高于该平均值多少个标准差(负值表示相反)

208、。“周期性贸易指标回归正常不应掩盖国际贸易政策环境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38图二.2 海运费率已恢复到接近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干散货和集装箱每月费率(指数，2015年=100)005006007008002010年15年20年集装箱干散货23年7月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 航运情报网 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干散货”指波罗的海交易所干散货指数，“集装箱”指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此外，国际航空交通在受到疫情重创后继续复苏，而这也与服务贸易相关，因为服务贸易涉及国际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主要组

209、成部分。2023年5月，全球航空收费客公里数(客公里数)即付费乘客的旅行公里数仅比疫情前水平低9%。此前同比增长近50%，其部分原因是中国重新开放其国际市场，为此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年增长率几乎达到以前的三倍(图二.3)。在上述所有积极趋势的推动下，国际贸易(以现值美元计算)在2022年达到约3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较2021年增长了13%，较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增长了25%。不过，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相关因素是，一些交易量大的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其次是农产食品、金属和矿物)的价格急剧上涨。以不变价格计算，2022年国际贸易(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了大约3.5%。更细致地看，季度数据显示

210、，商品贸易在2022年第二或第三季度达到峰值这取决于这些数字是以不变价格(数量)还是以现价(价值)计算(图二.4)。在随后的几个季度里，价格开始下跌，尽管在控制了负面价格效应(虚线)后，下跌速度有所放缓。这是大多数观察家所始料不及的，他们曾预计，由于库存周期回归正常和中国放宽疫情限制，价格会出现大幅反弹。2023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初步估计数证实了价格下行趋势，因为封锁后的反弹已经减弱，对国际商品贸易前景的预期已经降低(Financial Times,2023a)。在服务贸易方面，2022年下半年，这一分项也有所回落，而2023年的估计数则显示，2023年上半年恢复了增长。这凸显了一些服务部门总

211、体具有韧性，尽管过去五个季度的总体增长一直疲弱。因此，预计2023年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实际年增长率将降至1%左右，不到已经疲软的全球经济活动增长率的一半(第一章)。此外，依然存在多重下行风险，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贸易前景。这些因素包括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持续、全球需求减弱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39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图二.3 国际航空乘客量升高：但亚洲仍未达到巡航高度国际收费客公里数，较2019年的同比变化(百分比)2020年1月21年1月22年1月23年1月20年7月21年7月22年7月23年5月-100-80-60-40-20020航空业总计欧洲内部航线亚洲内部航

212、线欧洲北美航线欧洲亚洲航线亚洲北美航线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2023年)按航线区域分列的月度统计数据(5月)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本图描述了2019年按实际交通水平排名前五的路线区域。客公里数等于收费乘客数乘以飞行阶段距离所得乘积之和(一客公里表示运载一名乘客一公里)。图二.4 全球贸易：商品价格下降，而服务业似乎更具韧性世界贸易、商品(价值和数量)和服务(价值)季度数据(指数，2015年第一季度=100)8090015年17年16年18年19年20年21年22年23年:Q3a商品商品(数量)服务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得

213、出的计算结果。注：所有数列均经过季节性调整。a 贸发会议对2023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即时预报估计数。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02.国际贸易的新范式？贸易前景低迷之时，正好赶上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政策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贸易的政策决定建立在一套相对简单的假设之上。各国普遍承诺实行开放政策，同时对部门优先事项和安全的持续保持关切，而且大都认为商品生产地与就业机会创造地及利润登记(和再投资)地基本吻合。虽然这种联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国际贸易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润滑剂，有助于支持就业、投资、生产力和收入之间

214、的良性循环。即使在所需的国际联系薄弱、断裂或完全缺失的地方，战后全球经济架构中“宽松的国际贸易制度”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修复或取代这些联系的政策空间和工具。它还让各国政府得以“创建适合其各自偏好和需求的社会经济机构”(Rodrik,2023)。但很久以前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企业结构的金融化、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方案以及挤压国家财政自主权的做法，缩小了政策制定者将融入全球经济的努力与国家和地方优先要务相结合的操作空间。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出现这一挑战之时，正值快速增长并不均衡，与此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不足(至少在正规经济中)，经济结构倒退到多样化程度较低的阶段，包括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

215、，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增加，社会分化扩大。由劳动密集型贸易带动的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和贸易一体化带来的惠益不平等在疫情暴发前已日益受到关注(例如，World Bank,2020)。在过去两年里，这种关切进一步转化为一系列指向新的贸易治理政治经济学的举措。正在形成的“新共识”中，相对于建立韧性供应链、支持公正能源转型、提供体面就业机会、解决腐败和企业避税问题以及发展安全数字基础设施等目标而言，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处于次要地位(Luce,2023)。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在一份坦率的声明中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贸易政策不能简单地要求降低关税，还需要放弃“贸易带动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贸易收益最终将

216、在各国内部广泛分享”的假设。他还认为，需要围绕专门的产业战略和新的国际伙伴关系，建立一套更加综合的政策方针(Sullivan,2023)。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也是贸发会议和往年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 所一直倡导的目标(例如，TDR 1997,2018)。但是，如果各级决策部门没有充分的政策协调，为国际贸易治理制定一套新的优先事项可能会在贸易伙伴间造成紧张关系。如果单方面采取这种做法，而不认真考虑对既定多边做法和程序的影响，这也会引起严重关切，特别是对没有财政空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下文将探讨这些紧张关系的某些方面，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紧张关系。a.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本世纪，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

217、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第一章)。虽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立法机构屡番出手(Siripurapu and Berman,2022)，但美国到2017年才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逐步提高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这导致了重大的贸易转移，得益的基本上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对手，包括墨西哥和欧盟(Moodys Analytics,2020)，尽管一些政策细节也引起了这些受益者的担忧，有时甚至是完全不赞同。41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目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量已经回到了新冠疫情前的峰值。这是由于不征收关税的产品大幅增加(图二.5)。随着服务业

218、的持续扩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创历史新高，2022年为5,640亿美元。美国仍然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远超排在其后的日本、大韩民国、越南和印度。图二.5 美中贸易脱钩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至2022年年中，其余双边进口持续增长，结果2022年双边进口总额几乎与2018年的创纪录高点持平美国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按关税清单分列(指数，2018年6月=100)中国产品，关税不变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产品替代品，关税不变中国产品，加征7.5%的关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国产品的替代品，加征7.5%的关税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219、的中国产品的替代品，加征25%的关税18年7月19年7月20年7月21年7月22年7月22年12月18年1月2017年7月19年1月20年1月21年1月22年1月608002018年7月：美国提高清单1产品的关税2019年9月：美国加征最后一轮关税(清单4A)2020年3月：全球贸易因新冠疫情暴发而崩溃资料来源：Bown(2023)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的美国进口数据。注：浅色的线条是指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产品，因此没有受到美国加征的关税。所有数列均指未经季节性调整的进口数据的前12个月的总和。“清单”是指美国根据 1974年贸易法 第301条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

220、收关税的一组产品。“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清单1、清单2或清单3所列货物。“中国产品，加征7.5%关税”涉及清单4A所列货物。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2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出现复苏，但贸易争端也给贸易伙伴增加了成本。大量研究表明，由于关税，中美两国的实际收入都受到了不利影响，价格上涨使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承受了负担(例如，Amiti et al.,2019;Cavallo et al.,2021;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2022)。Fajgelbaum等人(2023)发现，这还为“旁观”国家开辟了新的贸易机会，而不仅仅是导

221、致现有贸易伙伴之间的转换。虽然这一过程的确切触发因素尚未确定，但这可能是因为，贸易战的受益国(例如，据Fajgelbaum et al.,2023的说法，捷克、马来西亚和墨西哥)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对新的设施、贸易基础设施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行投资的机会，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可能享有更好的信贷再分配条件(Hassan et al.2020)。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它们可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全球贸易，因此它们能够抓住不同部门的新出口机会。重要的是，有多类经济体(而非经济部门)受益，这表明，有各国特色的改革和机制可能是推动各国出口应对疫后全球化新时代的关键决定因素。b.出口管制的兴起新的出口管制是全球贸易

222、政策态度转变的另一个表现。管制措施主要涵盖了以下三类目标，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一)保证国内供应，(二)限制地缘政治对手，(三)鼓励对当地加工设施的投资。(一)保证国内供应针对国内供应方面的关切，世贸组织的现行规则允许实施临时出口限制或禁令，以防止或缓解基本产品的严重短缺，但所有措施都必须通报，有逐步撤销的时间表，并与所涉问题的规模相称。在这方面，关键在于如何界定“相称”。例如，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有80多个国家禁止出口医疗和个人防护用品(UNCTAD,2021a)。同样，2022年初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经查实有35个世贸组织成员或观察员对基本农产品实施了近100项出口限制(WTO,2023

223、)。总的来说，这种单方面措施往往弊大于利，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制定更严格的规则，特别是关于医药产品或食品等必需品的规则，以确保今后类似的做法得到更好的控制，不至于导致恶性循环，最终损害所有国家的韧性。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至今尚未达成任何重大共识，无论如何，在2024年2月世贸组织第13次部长级会议之前也不太可能达成共识。(二)遏制地缘政治对手近年来，还出现了大量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新的出口限制，如非自动许可、出口增值税不完全退税，甚至完全禁止出口。根据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第二十一条，“国家安全”长期以来一直是减损国际贸易规则的保护伞。乌克兰战争以及对未来潜在军事

224、冲突的担忧，只是强化了这一立场。因此，在几个出口国实施这类措施后，对绿色转型或食品或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不同原材料的供应受到了影响(OECD,2022)。43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限制与高科技部件有关，例如芯片制造技术的海外销售，以及美国在2022年10月限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销售先进芯片。后来，日本和荷兰王国也追随美国。其他类似的干预措施还有，美国出于安全考虑，试图不让中国公司参与开发全球海底电缆市场等全球数字基础设施(Financial Times,2023b)。在别的地方，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已经禁止进口乌克兰谷物，尽管欧盟在2023年9月停

225、止了相关禁令(AP News,2023)。(三)鼓励对当地加工设施的投资从发展的角度看，旨在提高国内增值和建立国内前向联系的出口限制正在成为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目标。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自2009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镍出口，鼓励对与全球能源转型有关的本地加工设施进行投资。这最终导致2014年全面禁止镍矿石出口(UNCTAD,2017)。欧盟在世贸组织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2022年11月，一个专家小组建议印度尼西亚确保其措施符合其根据1994年 关贸总协定 所承担的义务。印度尼西亚随后对该裁定提出上诉，由于上诉机构目前处于不运作状态，该案件正尚在审理中。1最近，津巴布韦(于2022年12月)

226、和纳米比亚(于2023年6月)也宣布禁止出口包括稀土和锂在内的未加工关键矿物，以试图加强国内原材料加工供应链(Africanews,2022;Reuters,2023)。在这里，尽管每种大宗商品每种情况都有其具体特点，但贸发会议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类贸易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所涉大宗商品是否不可替代。如果国际市场上有现成的替代品，则其他出口国可能会因这些出口禁令而得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政策自主与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政策空间不足会阻碍政府解决本地需求，最终损害全球监管的效力和信任度。评估一项政策对于满足一国需求是否得当的一个衡量标准可以是，一项政策在促进经济多样化和经

227、济发展方面的是否有效。其前提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来实现相关各方的同一目标。c.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补贴和其他贸易手段来促进绿色转型越来越多地使用补贴，有时是歧视性地使用补贴的情况已经出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再度发现，产业政策在促进国内投资和就业以及帮助向绿色经济转型方面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立法措施通胀削减法、创造有利半导体生产的激励措施法 和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这些措施旨在推动新的开支和税收抵免，其目的包括支持关键的经济部门电动汽车、绿色制造、半导体行业、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解决地区差异、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和国家安全问题。在欧洲联盟，在“开放式战略自主”的旗帜

228、的主要相关框架是 绿色协议产业计划 及 净零产业法。绿色协议产业计划 将包括多种供资方式，并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培训，目的是让欧洲工人具备必要技能，在能源转型期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就业能力。净零产业法 将放宽1详细情况见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92_e.htm。“衡量原材料出口限制政策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加工设施是否得当的一个标准应该是，一项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多样化和经济发展。”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4允许的国内补贴方面的国家援助规定，以涵盖更多类型的清洁能源

229、项目。此外，欧洲联盟打算通过运用欧洲主权基金，为特定行业提供补贴，从而扩大对国内制造业的支持。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为这些提案编制明确的预算，一些国家认为，这只是从欧洲联盟的恢复和韧性基金以及其他现有供资方案(如欧盟投资基金、欧盟可再生能源基金和创新基金)中分配未使用资金的一种方式。总体 绿色协议产业计划 的两个部分碳边境调节机制和 欧盟森林砍伐法规虽然不在补贴条款之内，但当涉及贸易时，仍然尤为相关。碳边境调节机制计划于2023年10月启动，而 欧盟森林砍伐法规 已于2023年6月生效。2这些举措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例如，UNCTAD,2021b)。包括中国在内的一

230、些国家预计将在世贸组织对其提出质疑，部分原因是根据产品原产国推出不同定价的碳证书可能会违反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原则(Garg,2022)。而且，它们有可能不公平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因为这些经济体适应新的特定标准的能力往往较弱。此外，拟议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征收平等的碳税，也违反了 巴黎协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关于 欧盟森林砍伐法规，出口国担心可追溯性要求不切实际，可能构成事实上的进口禁令。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必须承认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或森林砍伐等全球共同挑战方面的作用。然而，与富裕国家相比，对不太富裕的国家提出同等要求是不公平的。从历史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富裕国

231、家产生的碳排放量更多，而且还会继续增加。其中许多国家还曾经大量砍伐森林。这就要求在不歧视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间取得更好的一致。在这方面，将特殊和差别待遇规定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统一起来可以为理解对贸易-气候关系采取顾及发展的办法提供一个起点。此外，尽管发展中国家将承担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后果(TDR,2022)，但最近的这些举措没有经过多边讨论，这是有问题的(Rajan,2023)。要权衡国内气候导向型产业政策的优势与其对贸易关系的不利影响，可能需要进行独立评估，包括修改世贸组织的一些协定，特别是为了确保与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分享到(绿色)技术。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随

232、着绿色产业政策的加强，贸易政策和环境目标现在的相互作用更加密切。3.重新审视贸易对分配的影响贸易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随着发展成果方面的显著进步，贸发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虽然这些年来，特别是自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以来，贸易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贸易量增加带来的分配上的影响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最近发达经济体内的一些部分群体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现行规则和做法表示不满(Davies et al.,2021;Levell and Dorn,2022;Rodrik,2022)。2根据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进口商购买碳证书，相当于如果货物是根据欧盟的碳定价规

233、则生产所应支付的碳价格。这是一项减少碳泄漏风险的政策工具，即防止欧盟进口商购买可能比欧盟同类产品便宜但碳排放量更大的外国商品。然而，这一措施可能被视为对特定进口产品征收的额外关税，其税率相当于欧洲联盟的碳价格(European Commission,2021)。欧盟森林砍伐法规要求向欧盟出口大豆、牛肉、棕榈油、木材、可可、咖啡、橡胶及其某些衍生品的外国出口商证明，这些产品不是产自最近被砍伐的林土，也没有导致森林退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将承担很大一部分后果，但最近的一些举措没有经过多边讨论，这是有问题的。”45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在超全球化时代，贸易扩张与总部大多设在发达经济体的龙头

234、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密切相关(TDR,2018:chap.II)。与此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通过提供这些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参与了国际分工。当时的期望是，通过这类新兴的制造业活动所带来的技术升级和溢出效应，它们会迅速建立起与其比较优势相匹配的稳健的包容性增长之路。这种模式既没有统一的成功方式，而且也不一定能获得成功(参见World Bank,2020)。这使人们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对加工贸易的预期溢出效应的大规模押注产生了疑问，因为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捕获这些全球价值链创造的部分惠益，并将其用于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再投资，否则产出和就业方面的直接获益不太可能转化

235、为在发展阶梯上的动态攀升。简而言之，事实证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此外，随着出口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大型企业榨取租金的能力也在提高。经验证据表明，代表着主宰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超大型企业的顶级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激增和集中度提高，是压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个人收入不平等的一大因素。这还导致了贸易关系的不平等，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加深了对全球贸易的参与。第三章详细探讨了全球粮食贸易部门的市场集中问题。由于获得数据和衡量比较方面的困难，要评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通常会有时间上的滞后。为了帮助解决这些难题，下面提出的实证分析以 贸易和发展报告

236、(2018:chap.II)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本小节在以下两个领域更新了以前的研究结果：(a)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出口集中度；(b)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份额的演变情况，特别是对世界2,000强企业而言。虽然全面的分析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本次更新表明了贸易在新冠疫情年份里相对于这些指标所起的作用，新数据支持了两项主要发现：从疫情前阶段到疫情期间，观察到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集中度似乎都有所提高。在新冠疫情期间，要素收入分配继续进一步向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方向倾斜，全球最大的2000家企业的利润占了这一增长的大部分。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本小节其余部分将对这些调查结果作进一步详细讨

237、论。a.出口市场的集中度近年来有所增强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由在海外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主导。这些企业更容易进入金融市场，这往往导致收益的不平等，而这些受益更多的是少数经济实体。这一结论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Fernandes等人最近更新的 出口商动态数据库(即将出版)证实了这一典型事实，其中提供了30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至2022年商品出口(不包括石油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企业层面汇总“跨国企业巨大利润的增加和集中度提高，压低了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不平等。”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6数据。数据显示，在每个国家，排名前1%的最大出口企业总

238、共获取了整个国家出口总收入的40%至90%(图二.6)。图二.6 在疫情期间，半数以上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赞比亚乌拉圭乌干达多哥东帝汶泰国斯里兰卡南非塞内加尔秘鲁巴拉圭巴基斯坦尼泊尔墨西哥毛里求斯马拉维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格鲁吉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科特迪瓦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智利佛得角贝宁5 家企业10 家企业乌干达秘鲁南非智利赞比亚萨尔瓦多巴拉圭肯尼亚斯里兰卡印度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贝宁格鲁吉亚毛里求斯泰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马拉维乌拉圭粮食和农业原材料总出口的50%矿石和金属总出口的50%制成品总出口的50%其他(百分比)(

239、百分点)多哥塞内加尔厄瓜多尔科特迪瓦巴基斯坦尼泊尔出口集中度极高出口集中度很高出口集中度较高020406080100B.2020-2022年最大出口公司在一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 家企业A.2015-2019年与2020-2022年相比按出口专业化类型分列的排名前1%出口企业的国家出口份额变化-15-10-5051015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Fernandes et al.,2016所述的出口商动态数据库发布的2023年数据。注：数据库目前版本包括30个发展中国家2020-2022年的数据，其中只有27个经济体同时也有2015-2019年的数据。该数据库报告的是非常有限的出口企业范围内的产品出口

240、汇总数据(不包括石油部门和服务业)。在A栏中，各国按出口集中度从高往低排列。此外，出口集中度“极高”指的是2015-2019年排名前1%的企业占总出口70%以上的国家。同样，出口集中度“很高”和“较高”指的是排名前1%的企业分别占总出口50%至70%和36%至49%的国家。47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纳入数据库的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出口集中度指标近年来有所提高。这一结论是基于2015年至2019年每个国家排名前1%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份额与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的出口份额之间的比较。图二.6.A所示的结果表明，继新冠疫情之后，出口集中度有进一步提高的趋

241、势。更确切地说，在有充分数据的2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排名前1%的最大出口商在总出口中的合计份额至少增加了2个百分点。这14个国家排名前1%的最大出口商在总出口中的合计份额平均增长了将近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如图二.6.A所示，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专门生产粮食和农业原材料或制成品的国家(每类各有5个法域)。图二.6.A还显示，在2015年至2019年出口集中度最低(36%-50%不等)的7个国家，在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所有这些法域排名前1%的企业的出口份额平均增加了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7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的出口集中度明显下降(即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这些经济体的的出口集中度的平

242、均降幅不到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其余7个国家的出口集中度保持相对稳定(即绝对变化不到2个百分点)。在这7个国家中，3个法域是矿石和金属出口国。在新冠疫情来袭前夕，这些国家的出口集中度已经很高，即2015年至2019年，每个国家排名前1%的出口企业合计已经占本国出口总额的70%以上。图二.6.B关注的还是排名靠前的企业，但这次显示的是绝对数字，而不是相对份额，数据表明对外贸易往往由少数几家公司把持。例如，如果样本限于每个国家内最大的出口企业(与上文不同，显示的是实体的数量，而不是排名最高的企业)，则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仅一家企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有时就可能超过50%。此外，除了数

243、据库中不多的几个异常值之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10家最大企业所占份额不到总出口的20%。一般来说，其份额要高得多。例如，中位数在40%左右，高于50%也很常见。一个异常值是印度，数据库中印度的数字最小。尽管2021年出口企业总数超过12.3万家，但其10家最大企业占总出口的份额为8%。总而言之，最近公布的数据证实，大型跨国企业的出口集中度全面提高，这一趋势在疫情期间得到强化。这一结论引起了对市场控制和贸易收益分配的关注。下文将通过审视要素收入的演变以及全球跨国公司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来阐述这一主题。b.世界收入分配不对称现象加剧在分析大型企业的活动如何影响全球收入分配时，需要考察的

244、另一个指标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份额的演变，特别是全球最大的2,000家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图二.7更新了此前对2022年前世界经济的功能性收入的分析，将资本收入份额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全球最大的2,000家企业的净收入(即利润)，剩余部分可以解释为这些全球性大企业利润之外的剩余资本收入。33有关该方法的详情以及关于是否适合在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中使用该指标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TDR,2018:5657。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48图二.7 贸易惠益不对称性加剧：新冠疫情冲击之后，2,000强跨国企业利润进一步增加，而全球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继续缩小200

245、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2年占世界总产值的百分点-3-2-101234资本收入不包括2000强跨国企业的净收入2000强跨国企业的的净收入劳动收入B.与2002年相比的变化A.全球功能性收入分配055758591002000年05年10年15年20年 22年资本收入不包括2000强跨国企业的净收入2000强跨国企业的的净收入占世界总产值的百分比劳动收入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 Eikon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得出的计算结果。注：2,000强企业的评选标准是其市值，因此不包括非上市公司。在A栏中，2,000强跨国企业的净收入(来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

246、表)和不包括2,000强跨国企业净收入的资本收入加在一起就是世界资本收入(来自国民账户数据)，但两套账户所用的方法在一些方面不尽相同。过去二十年里，排名前2,000家跨国企业除利润以外的资本收入份额一直保持相对平稳，但在此期间，它们的利润逐年增加，仅在发生重大动荡(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时期暂时中断。与这一演变相呼应的是，全球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下降了3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近57%降至2022年的略高于53%。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跨国公司利润的上升表明，主导国际活动的大公司在加剧全球功能性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部分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是它们的生产和贸易组织形

247、式。4更笼统地说，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市场力量持续集中的趋势要求我们找到更公平的政策解决办法。在这方面，虽然人们更容易承认全球贸易结构不对称的成本和风险，但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治理方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危机和风险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对称。4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在不平等叙事中的关键作用已在其他地方进行了阐述，参见TDR 2017和Baker 2018。“虽然人们更容易承认全球贸易结构不对称的成本和风险，但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治理方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49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4.结论健康的贸易体系对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至关重要。不幸的是，目前尚不清楚主

248、要贸易伙伴是否有引领该体系度过当前困境的政治意愿。为了在未来取得积极的成果，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大胆的、有利于发展的合作方针，以解决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新旧断层。理想的应对措施既不是加大自由贸易的力度，也不是回到新冠疫情冲击之前的状况。要找到这样一个适当的答案，就需要重新审视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现有协定，为所有国家重新设计生产、消费和贸易模式以应对当代全球挑战创造政策空间。例如，90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G90,2023)确定了10项具体的多边贸易协定，其中包括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90国集团的提议旨在加强发展中成员现有的灵活性，使

249、其更加准确、有效、可操作，以便更有效地实现成员的发展目标。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对称现象可能会日益严重，这样全世界将更难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理想情况下，这种改革应以成员国在1964年创建贸发会议时商定的一些核心一般原则和特别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仍与治理国际贸易关系和支持发展的贸易政策有关，即与“政策空间”、“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发言权和团结”有关(Davies et al.,2021)。鉴于发达国家正在采取的新的产业政策举措(如上文B.2.C小节所述)可能会缩短其现有的供应链，发展中国家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渠道，使其出口市场多样化。在这方面，区域贸易和南南贸易可以提供重要的机会。自199

250、5年以来，南南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南北贸易。2022年，南南贸易约占南方贸易总额的54%。粮食、燃料、矿石、金属和化肥方面的南南贸易也稳步增长，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不应将南南贸易视为可以替代南北贸易，但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生产和出口产品多样化提供机会。同样，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方案，只要它们支持多样化并共享惠益，也可以减轻当前局势的不利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方面的不利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南南贸易，贸发会议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全球优惠制)倡议可发挥关键作用，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互惠基础上谈判削减产品关税提供机会(插文二.1)。

251、全球优惠制还可以通过注重绿色产品和促进绿色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公正的绿色转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加一体化的金融-投资-工业-技术-贸易合作政策联系(TDR,2022;UNCTAD,2023a)。“有必要重新审查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现有协定，为所有国家重新设计生产、消费和贸易模式以应对当代全球挑战创造政策空间。”“自1995年以来，南南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贸易，也超过了南北贸易。2022年，南南贸易约占南方贸易总额的54%。”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50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近年来这一点

252、变得更加明显。2023年8月，金砖五国集团(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宣布扩员，增加了六个成员(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意味着产生了一个潜在的新经济集团，其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占全球的30%，其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46%，而且还在不断增长。金砖国家第十五次部长级宣言 确认，成员国致力于“世贸组织建立的开放、公平、可预测、包容、平等、非歧视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虽然金融和投资合作似乎有所进展，但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尚未充分挖掘南南贸易的潜力：目前的贸易流动主要发生在中国和其他成员之间，例如，巴西，印度和南非之间的双边贸易相对较少。全球

253、优惠制是另一个旨在加强南南贸易合作的老倡议。全球优惠制是一个灵活的伙伴关系框架，其成员能够在关税、准关税、非关税措施、直接贸易措施和部门安排领域采取各种合作行动。全球优惠制的理论基础1976年由77国集团提出。根据1979年11月28日的决定第2(c)段：“差别和更优惠待遇、对等关系以及使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参与”(通常称为 关贸总协定 的“授权条款”)，全球优惠制为多边贸易体系所接受。在随后的30年里，全球优惠制经历了起起落落。2010年12月，随着第三轮谈判的结束，在巴西展现了新的动力。这最终导致以下八个与会方(南方共同市场算一个)通过了 圣保罗回合议定书：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254、亚、摩洛哥、大韩民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即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尽管 圣保罗回合议定书 尚未生效，但巴西在2022年底已予批准，这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可能有助于目前的11个签署国获得高达140亿美元的共同福利收益(UNCTAD,2019)。此外，这一框架可以成为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有效工具，促进贸易、投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包括能源转型和粮食安全等新的合作领域的最佳做法的知识共享。51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C.大宗商品市场由疫情引发、在某些情况下因乌克兰战争爆发而加剧的大宗商品价格近期的显著上升，已让位于自2022年年中开始并持续至2023年的价格下行。但许

255、多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尽管如此，与一年前相比，2023年5月大宗商品价格总指数下降了30%以上(图二.8)。总体价格下降主要是由燃料类大宗商品推动的，后者在此期间大幅下跌40%以上。然而，在此期间，贸发会议商品价格指数中的一些产品类别价格降幅较小，保持在历史高位。尤其是矿物、矿石和金属价格仅下降了4%，而粮食价格仅下降了2%。图二.8 大宗商品价格自2022年以来有所下降，但许多产品仍处于历史水平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部分商品类别和产品(指数，2015年平均数=100)0500300粮食热带饮料植物油籽和植物油0500300农业原材料

256、所有矿物、矿石和金属燃料类商品0500300A.所有大宗商品和非燃料类商品B.主要大宗商品分类C.与粮食有关的分类2001年05年09年13年17年21年23年5月所有大宗商品非燃料类商品2001年05年09年13年17年21年23年5月2001年05年09年13年17年21年23年5月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指数基于现值美元价格。自去年年中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需求前景恶化，再加上全球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力度超出预期。本轮全球货币紧缩比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上一轮紧缩更为迅速，而且各国央行同步紧缩。这种更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257、抑制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进一步承压2023年上半年，美国几家银行倒闭，其他地方的大型金融机构也暴露出脆弱性令全球经济前景更加黯淡，导致全球原材料需求放缓。同样，货币条件收紧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利率上升，也促使投资者将金融投资从大宗商品转向利息收益更高的资产(第三章)。最后，中国经济重新开放后的反弹慢于预期，而且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也导致大量商品价格指数在2022年见顶后有所放缓。“尽管大宗商品价格自2022年年中以来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52自2022年中以来，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最主要的是原

258、油、天然气和谷物价格的飙升有所缓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流向发生了改变，以及2022年7月黑海倡议达成后，可以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港口装运谷物和其他材料(UNCTAD,2022a)。1.石油和天然气燃料类大宗商品是2022年中后跌幅最大的一类商品，在截至2023年5月的12个月里，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分别下跌33%和67%。虽然石油价格此后有所回升，达到每桶90美元以上，但最初的大幅下跌与上述全球因素对能源部门的巨大影响以及能源行业特有的一系列因素有关。此外，尽管欧佩克+国家在2023年4月宣布了几轮减产(相当于每日减产逾100万桶)，但非欧佩克+国家石

259、油产量的大幅增加，而且经合组织成员国释放了大量战略石油储备，大大抵消了欧佩克+的商定减产。而西方对俄罗斯原油出口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结果是，这些原油以折扣价流向中国和印度等国，这意味着经济制裁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却对全球原油价格产生了下行影响。在欧洲进口商对俄罗斯天然气实行限制、俄罗斯当局断断续续地关闭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之后，天然气价格从去年的空前高位急剧下跌，主要原因是该行业的进出口市场重新洗牌。欧洲国家成功地将其天然气进口转向购买液化天然气，特别是从美国购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该区域天然气市场的价格上涨压力。去年全球液化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幅度小得多(15%)，这反映了欧洲天然

260、气进口转向液化天然气的长期趋势。欧洲天然气进口商的这种重新定位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依赖的液化天然气运输的全球供应出现了收紧和转向。同样，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虽已从2022年中的高位大幅下跌，但仍大大高于疫情前五年的平均水平，这对依赖这些产品的进口来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2.矿产和金属产品2022年12月，中国放宽疫情限制，重新开放经济，但对各种大宗商品需求的预期增长却远不如预期的明显。这一结果对矿产和金属类大宗商品尤其意义重大，因为中国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约占全球总需求的一半。具体而言，截至2023年5月的12个月内，金属价格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

261、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持续的财务困难，而该行业在全球工业金属需求中占很大份额。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巨额支出，部分抵消了这种相对的需求不足。这有助于维持对铜和铁矿石等产品的需求，其价格分别下降了12%和20%，而如果没有这些支出对全球需求的提振，这两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会大得多。53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3.粮食最近国际价格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类别是粮食。正如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所指出的，在冲突爆发之前，国际粮食价格就已经接近历史高点，导致粮食进口费用大幅上涨，发展中国家集中承受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成本增长。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国际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导致许多发展中

262、国家许多最基本的主食产品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此外，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谷物，特别是小麦、玉米和葵花产品的供应和运输中断，对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谷物来满足其基本粮食需求(UNCTAD,2022b)。在截至2023年5月的12个月中，这些粮食产品的国际价格多有下降小麦、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价格分别下降了25%、21%和51%，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黑海倡议以及南美和其他主要生产国供应的增加。尽管如此，国际粮食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国际价格下降对国内价格的传导作用一直很弱。事实上，在若干发展中国家，2023年6月基本食品的国内价格仍高于前一年的水平，并继续

263、影响粮食安全。导致国内价格居高不下的因素有：化肥成本高、天气恶劣、配送成本高、债务沉重以及本国货币疲软(UNCTAD,2023b;FAO,2023)。正如下面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粮食市场的金融化和大型商品交易商操纵价格的行为构成了其他促成因素。其结果是，预计2023年全球将有近3.5亿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亿多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两倍多(WFP,2023)。粮食价格上涨也影响到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在资本密集型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如大型农场和土地更加集中的地方，粮食价格上涨产生的租金有利于最富有的个人和大地主(Mohtadi and Castells-Quintana

264、,2021)。而且，在粮食供应链高度集中、小农户没有议价能力的地方，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的收益可能完全落到了掌控粮食贸易、储存、加工和零售的大公司的手中(Hansen,2013;Deconinck,2021年)。使用1990-2020年涵盖126个国家(82个发展中国家和44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价格上涨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加剧有关，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统计上的影响微乎其微(UNCTAD,2023c)。这突出表明，政府政策在为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安全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实施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即食品券计划，以保护消费者，联邦作物保险计划减轻了农民因灾害或低价而遭

265、受的收入损失。虽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加速了粮食价格波动，从而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但数据显示，经过数十年的情况改善之后，饥饿人数在2014年左右又开始上升，比这两个事件的出现早了好几年(Saccone,2021)。除了地方冲突和国家经济危机之外，饥饿人数增加的一大驱动因素无疑是气候变化(FAO et al.,2020;Ray et al.,2019;Mirzabaev et al.,2023)。更笼统地说，气候的迅速变化、政治动荡和宏观经济冲击，加上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投机行为，给粮食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IPES-Food,2022;Rabbi et al.,2023)，因此需要采

266、取具体政策了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其中一部分政策需要促进小农融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提高他们的议价能力，并使贸易收益惠及最穷的农民。这需要解决粮食市场高度集中的问题，并通过适当的监管来抑制投机行为。打破粮食垄断对于实现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第三章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54D.全球金融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夕，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TDR,2019)。在那之后，疫情、乌克兰战争、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和生活成本危机等多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采用了197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其债务负担继续恶化(

267、第一章)。尽管迄今为止系统性债务危机(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债务困境走向违约)得以避免，但一场发展危机已经开始上演，偿还外债消耗了用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巴黎协定 目标的资源(UNCTAD,2023c)。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债务危机与以往的债务危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即较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如今并不处于最前沿。这一次，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主要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冠疫情之前的资本流动热潮中。这些国家(下称“前沿市场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最大(本报告中称为“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名单，见本章的专门章节(第66页)。新

268、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先后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意味着，尽管这两个群体都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变化和全球投资者风险认知变化的影响，但自新冠疫情以来，它们经历的外部金融脆弱性的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2023年全球经济放缓以及2024年情况可能恶化的危险将引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严重关切。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多年的停滞不前而财政枯竭，可能会在日益沉重而无法偿还的债务下陷入困境。本节概述了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和债务脆弱性最近的变化，特别侧重于前沿市场经济体。1.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近期动态近年来，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跨境金融交易受到了重大冲击。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低收入和

269、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净资本流入在2020年第一季度嘎然而止。这种情景在2020年第三季度再度重演，当时随着第二波新冠疫情来袭，各国采取了更多的防疫措施。这两个季度的数据与这些国家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通常获得的约500亿美元的季度净资本流入下限形成鲜明对比(图二.9)。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上半年也是资本流动的异常时期，尽管这次是在数据分布的上端。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净流入在三个季度内达到创纪录水平，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反弹，而在其他投资方面，则是2021年第三季度新分配的特别提款权。与此同时，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连续四个季度大幅转负，因为发达国家央行的政策姿态

270、是提高政策利率，以遏制和缓解通胀压力(TDR,2022)。自2022年年中以来，证券组合投资的大幅外流已经停止，而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净流入总体上已从此前的高点回落，但金融账户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总和仍略高于每季度500亿美元的大关。55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图二.9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非常不稳定，2021年年底和2022年年初，证券组合投资剧烈转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资本净流入(10亿美元)-0200250外国直接投资证券组合投资其他投资(包括衍生品)错误和遗漏资本净流量(包括2021年第三季度的特别提款权分配)2010

271、年12年14年16年18年20年22年23年:Q1资本净流量(不包括2021年第三季度的特别提款权分配)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这两个“资本净流量”数列并不包括在国际收支统计内储备项下登记的货币管理当局的交易。由于特别提款权分配(不同于列入储备项内的特别提款权持有量)登记在金融账户中的“其他投资”项下，“资本净流量”(不包括2021年第三季度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数列旨在抵消2021年第三季度价值约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据估计，其中约20%由本图所列国家分享。所有数列均指非居民净流入减去居民净流出。因此，正值表示这一组国家的资本净流入。每个

272、组成部分反映了数据库中所有现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净流量的汇总。衍生品净额的余额相对较小，已与其他投资合并。然而，这些合计数字掩盖了各国和各区域之间的重大差异。例如，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最稳定的外资来源在2022年出现了大幅增长(UNCTAD,2023c)。相比之下，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22年下降了16%，至220亿美元，其中前五大接受国依次为埃塞尔比亚、柬埔寨、孟加拉国、塞内加尔和莫桑比克约占这一数字的70%。至于投资组合流动，在股权部分与债务部分之间，包括国外和国内主权债券之间，存在重大差异。2021年第三季度，总计285亿美元的非居

273、民资金流出主要影响了股权流动。撇开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情况不谈，非居民在2022年第一季度撤出的债务投资达到了近25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尽管非居民的股权投资在早些时候开始反弹，但至少在2022年第四季度之前，债券投资一直处于负值区域。5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最新趋势，由于其中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数据公布滞后，因此必须依赖针对有限几个国家仅有的替代指标。其中一个来源是摩根大通每周发布的 新兴市场资金流量，该数据侧重于一部分投资组合。图二.10.A显示，根据这些数据，2023年前7个月里，投资者资金流动总额总体上为正数，这是由于股权部分出现反弹，但这一总额掩盖了近几个月各类资本流动和

274、各类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5截至发稿之时，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仍不完整，无法对这组国家的总体情况进行最终评估。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56股权基金流量在2023年第一季度强劲反弹，主要因为受到2022年抛售后新兴市场低估值的吸引(图二.10.B)。此后，此类流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硬通货债券流量在2023年1月大幅增加，随后连续五个月流出，2023年3月至4月的流出量尤其大。今年以来，本币债券净流量一直在零附近徘徊，原因是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出现大量资金外流，抵消了流入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地方债券的资金。图二.10 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票基金在2023年初出

275、现反弹新兴市场资金流量、债券和股票(10亿美元)0债券股票股票本币债券硬通货债券-30-20-1002022年8月22年12月23年4月23年7月-150-200A.2014年2023年10203040B.2022年8月2023年7月2014年 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20年21年22年23年a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摩根大通 新兴市场资金流量周报(2023年8月4日)得出的计算结果。a 2023年的数字包括截至7月的数据。图二.11 2023年上半年多种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升值部分经济体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币值变化(百分比)-20-15-10-505101520菲律宾

276、秘鲁墨西哥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巴西2022年2023年a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正值表示货币升值。a 2023年的数字包括截至2023年7月31日的数据。这些净流入一共导致至少14种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升值，其中大多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使当地债券对全球投资者来说利润更加丰厚(图二.11)。总体而言，这些模式表明，2023年3月银行危机的溢出效应对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较小(IMF,2023)。由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在美联储开始收紧利率之前大幅提高了利率，其中许多经济体对寻求高收益的热钱流动越来越有吸引力(UNCTAD,2023c)。相

277、比之下，债务问题在一些前沿市场经济体似乎更为严重。57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前沿市场经济体继过去十年来进一步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之后，目前正面临严重的金融脆弱性。2.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困境：来自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启示发展中国家最近债务困境的增加和相关的发展挫折可以直接归因于国际金融体系内在的结构性弱点。事实证明，这一体系不足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所需数量、成本和期限的可靠的外部发展资金，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其他相关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解释。其中包括：(一)官方发展援助不足(插文二.2)；(二)官方优惠融资相对减少(某些类别的发展中国家被拒绝参与此类计划)；(三)信用评级机构

278、的决定；(四)全球金融安全网存在不足。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非法资金流动，这减少了政府收入，消耗了可用于发展的资源(UNCTAD,2023e)。在这些事态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全球金融市场来满足其融资需求。而且，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私人行为方为以前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的国家提供了获得资本的机会，虽然即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成本也很高。然而，这些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强，加上近年来的多重危机，暴露了该体系在公平及时处理债务困扰及其对发展的后续影响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到眼前债务挑战的规模，需要重新树立推进多边解决方案的紧迫感。新冠疫情过后，全世界公共部门和非金融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于202

279、0年达到峰值，为世界生产总值的257%，到2021年底回落了10个百分点。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非常脆弱，因为过去十年里它们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均大幅增加。更具体而言，2010年至2021年，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84%增加到130%。6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几乎翻了一番，到202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4%。非优惠债务的迅速积累导致利息支付大幅增加。自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利息的支付额达到新高，而那些本国货币对美元和欧元贬值的国家则需承受双重负担。利息支出占公共收入10%或以上的国家从2010年的29个增加到2

280、022年的50个。因此，过去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付超过了教育、卫生和公共投资等关键部门的支出。目前，至少有33亿人所在的国家利息支出超过卫生或教育支出。这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近年来大多有所下降(UNCTAD,2023d)。这些债务负担的增加阻碍了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调动所需资源。6贸发会议根据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请注意，基金组织将97个经济体归类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国家既不是发达经济体，也不是低收入国家。“过去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付超过了教育、卫生和公共投资等关键部门的支出。这些债务负担的增加阻碍了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81、 目标调动所需资源。”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58对一些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来说，获得优惠官方发展资金的渠道减少导致它们越来越依赖外部私人资金。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久从低收入晋升为中低收入的国家尤为明显(如安哥拉、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越南)。这些国家无法从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以及国际开发协会获得负担得起的优惠外部资金。因此，它们是“发展融资中缺失的中间环节”(United Nations,2020)。官方发展援助最近的模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官方发展援助采取赠款、向主权实体贷款、债务减免和向多边机构捐款的形式(按赠款等值计算)。2022年，来

282、自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共达2,110亿美元，高于2021年的1,86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用于难民的支出增加，其中大部是捐助国自身的支出。然而，就占发援会成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而言，这仅相当于0.36%，低于占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只有五个捐助国达到了这一目标。此外，2021年，发援会成员向发展中国家支付了1,29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中840亿美元(65%)直接拨给了这些国家，450亿美元(35%)拨给了多个区域(称为“未指定”资金)。2021年，上述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1,860亿美元)与支付给发展中国家的金额(1,290亿美元)之间的差额为570亿美

283、元，被归类为“未分配“资金，它们是捐助国国内的支出，如行政费用和内部难民支出。在官方发展援助从中央预算支助转向捐助国内部支出和更多的多边优先事项的背景下，2014年至2021年，这种“未指定用途”和“未分配”资金平均分别占发援会成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24%和30%。由于乌克兰战争，预计这一比例在2022年会有增加。发展中国家中，前沿市场经济体需要特别关注。总体而言，过去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经济体对外公共债务增长最快。因此，虽然近年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总量而言，前沿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8%，公共债务总额仅占6%，但它们的公共外债却占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总

284、额的20%，这绝非偶然(图二.12)。换言之，前沿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它们的公共部门，现在特别容易受到国际金融架构的不对称和缺陷的影响，特别是就债务困境的后果而言。这种债务快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全球投资者认为，前沿市场经济体是下一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着它们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并在其推动下，预期将出现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过去20年来，前沿市场经济体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重要性日增，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三个相互关联的趋势：全球投资者追求更高的回报，不同发展中国家类别的债券回报率存在差异，新兴市场经济体信用评级差距缩小。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推动因素推动了非居民投资组合流入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与布

285、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资本流动历史周期相似(Akyz,2017;TDR,1998)。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导致投资者为寻求更大回报而接受更高的风险(da Silva et al.,2021)。需求59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推动了具有所追求特征的另类资产类别的增长，其中包括前沿市场经济体债券。虽然通常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归作一类，但这种做法掩盖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债券回报率的差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非投资级债券的长期回报率一直高于投资级债券，但2020年疫情刚暴发的一段时间除外(图二.13)。此外，投资者对非投资级产品的需求受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信贷差距缩小的影响，因为这些

286、国家大多已成为投资级。信用评级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在这一变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资本流动周期的繁荣和收缩阶段，市场反应都会因评级而放大(Griffith-Jones and Kraemer,2021;Pretorius and Botha,2017)。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超出市场预期，因此，从2006年至2015年，评级机构提高了对这些国家的评估。到2015年，3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21个获得了投资级地位，这一类别中非投资级债券的潜在供应量因此减少(图二.14.A)。图二.12 前沿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总产出的贡献不到10%，但却承担了20%的公共外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总量中所占份

287、额，部分指标(百分比)020406080100国家数人口(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2022年)公共债务(2022年)公共外债(2021年)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除中国外)前沿市场经济体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对于每一指标，括号内为参考年份。图二.13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非投资级债券的回报率通常高于投资级债券公共债券指数的总回报率以及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差异，部分级别(百分比)-40-20020年11年13年15年17年19年21年23年8月-20020406080投资级非投资级A.总回报率B.非投资级债券与投

288、资级债券的差异2009年11年13年15年17年19年21年23年8月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全球多样化总收益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注：这些指标表示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及准主权债券指数的同比变化，截至2023年8月24日每周提供。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0被归类为非投资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债券数量减少，促使投资者在2010年代初寻求收益率更高的替代债券。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大多数国家的评级为非投资级(图二.14.B)。前沿市场经济体吸引了追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为这些国家打开了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大门。2000年至200

289、9年，只有三个前沿市场经济体发行了以硬通货计价的主权债券，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数字飙升至27个国家。2018年和2019年，就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前沿市场经济体年度债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220亿美元(图二.15)。图二.14 前沿市场经济体填补了非投资级市场的真空部分国家组内信用评级的分布情况(处于区间内的国家的百分比和绝对数)007080901002006年07年08年09年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20年21年22年投资级非投资级(B级)非投资级(低级)007080901001415 15161819 192

290、021 211918 18 181716 161413 7791112101011 332333325 2527 272726 26272528310122006年07年08年09年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20年21年22年A.新兴市场经济体B.前沿市场经济体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和Oxford Economics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平均评级。“非投资级(B级)”是指

291、被评级机构视为“投机性”和“高度投机性”的所有评级。“非投资级(低级)”是指非投资级别内的其余等级，因此风险更大。图二.15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十年里，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债券发行量一直在增加前沿市场硬通货主权债券发行总额(10亿美元)051年03年05年07年09年11年13年15年17年19年21年23年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这一数字仅考虑政府发行的以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的最低面值相当于5亿美元的债券，并包括以前债券的展期。前沿市场经济体发行的债券激增是这些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积累外部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核心原因。前沿市场经济体

292、发行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券存量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六倍，到2021年达到1,540亿美元。因此，自2011年以来，私人债权人持有的前沿市场经济体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从19.6%增至35.9%，债券持有人分别占8.8%和23.7%(图二.16)。总体而言，2021年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达到6,510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增长了两倍。相比之下，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翻了一番(图二.17)。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的积累对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因为日益增加的偿债义务减少了可用于关键公共支出的资源。2010年至2021年间，公共和

293、公共担保61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债务的还本付息额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不到6%飙升至16%。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一数字为3%，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2021年达7%(图二.18.A)。截至2021年，至少有26个前沿市场经济体将10%或更多的收入用于偿债。此外，2021年偿债支出与收入比率最高的前2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5个是前沿市场经济体(占总数的60%)。该名单上的前4个国家都是前沿市场经济体(图二.18.B)。因此，在前沿市场经济体中，偿债费用对发展支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到2021年，37个前沿市场经济体中有26个在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偿付方面的支出超过了教育或卫生支出(UN

294、CTAD,2023c)。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外部公共债务也加剧了外部脆弱性。2011年至2021年，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外债还本付息与出口的比率从6%左右升至16%。相比之下，202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一指标为15%，其他发展中国家为10%(图二.19.A)7。联系历史背景来看，这些合计数字是1953年 伦敦协议设定的德国战争债务重组门槛的两倍甚至三倍。该协议将出口收入中可用于偿还外债的部分限制在总额的5%，目的是确保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后可持续的复苏(TDR,2015)。此外，在2021年出口收入占外债还本付息总额比例最高的25个国家中，一半以上(13个国家)是前沿市场经济体(图二.19.B)

295、。新冠疫情过后，前沿市场经济体市场出现了裂痕。过去十年债务脆弱性的累积导致前沿市场经济体相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利差扩大(图二.20)。这一转变表明，市场已经考虑到这一特定经济体群体违约风险的上升。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失去进入金融市场资格的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前沿市场经济体这一类别(图二.21)。2019年1月至2023年8月，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用于衡量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的前沿市场经济体数量显著增加，从1个增至13个。此外，近几年信用7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比率较高是因为私人无担保债务在长期债务中的比例高于前沿市场经济体(2021年分别为45.4%和32%)。图二.16 前沿市场经济体更

296、加依赖私人债权人进行外部融资前沿市场经济体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的债权人构成(百分比)0204060801002011年2021年多边双边私人债权人(商业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私人债权人(债券持有人)9248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得出的计算结果。图二.17 金融危机后前沿市场的公共外债增长较快2010-2021年部分发展中国家组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的增长(百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前沿市场经济体新兴经济体8500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得出的计算结果。评级机构的评级被下调至CCC或更低级别的大多是前沿市场经济体，这表明存在巨

297、大的信用风险和违约的可能性(图二.22)。随着2020年以来的每一次冲击，越来越多的前沿市场经济体陷入了债务困境，使它们处于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的中心(图二.22)。自疫情以来，截至2023年7月，被标普全球评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2图二.18前沿市场的公共财政经过十年的债务积累后正面临巨大压力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还本付息额与政府收入之比(百分比)20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沿市场经济体其他发展中国家2010年15年20年 21年024681012141618牙买加a印度尼西亚赤道几内亚卢旺达a缅甸土库曼斯坦蒙古a格鲁吉亚a莱索托塞内加尔a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加纳a

298、突尼斯a贝宁加蓬a苏丹马尔代夫a安哥拉a斯里兰卡a伯利兹a埃塞俄比亚a埃及a约旦a巴基斯坦a毛里塔尼亚A.部分国家组B.2021年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的前25名2021年2011年020406080100120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世界银行 国际债务统计 和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得出的计算结果。注：印度尼西亚是该组中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a 前沿市场经济体。图二.19 前沿市场的外债还本付息耗尽了出口收入公共和公共担保外债还本付息与出口收入之比(百分比)0246800500300350400塞内加尔a印度尼西亚蒙古a智利阿根廷斯里兰卡a莱索托格鲁吉亚a牙

299、买加a安哥拉a卢旺达a巴布亚新几内亚a巴基斯坦a埃及亚美尼亚a哈萨克斯坦巴西巴林哥伦比亚伯利兹a毛里求斯萨尔瓦多a黎巴嫩莫桑比克a苏丹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沿市场经济体其他发展中国家A.部分国家组B.2021年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的前25名2021年2011年2010年15年20年 21年资料来源：见图二.18。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黎巴嫩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巴林、莱索托、毛里求斯和苏丹不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前沿市场经济体。a 前沿市场经济体。63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级归为违约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前沿市场经济体(加纳、斯里兰卡、苏里南和赞比亚)。此外

300、，埃塞俄比亚已在 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 下申请债务重组。8未来几年将有一大批债券到期，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沿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债务挑战将会增加(图二.23)。2024年，包括本金和息票支付在内，前沿市场经济体需偿付的债券总额将达到130亿美元，并且至少到本十年末都将维持在高位。这引发了一些担忧，即如果前沿市场经济体不能重新进入金融市场，可能会有更多此类经济体违约。此外，对于保住了进入金融市场资格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而言，鉴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提高，发行新的主权债券将耗资巨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借贷成本上升将损害债务的可持续性；而如第一章所示，这两种情况看起来都将持续到明年。

301、如果不采取措施有效应对这种态势，预计大多数国家将优先考虑财政整顿以稳定债务水平(UNCTAD,2023c)。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态势将使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前沿市场经济体债务脆弱性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解除资本管制、迅速融入不受监管的国际私人资本市场的利弊之间的不平衡贸发会议以前的报告中讨论过这个主题(TDR,2015;2019)。如上所述，好处包括，受国际收支限制和国内金融市场有限的国家获得了外部融资，但相关成本极高。图二.20 前沿市场处于多重危机的最前沿与美国国债的利差，部分国家组(基点)乌克兰战争银行业困境2018年2月19年2月18年6月19年6月18

302、年10月19年10月20年2月20年6月20年10月21年2月21年6月21年10月22年2月22年6月23年2月23年6月22年10月02004006008001 0001 2001 4001 6001 800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前沿市场经济体(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基于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全球多样化指数(一个广受关注的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和准主权债券指数)中的国家级数据。8乍得和马拉维(不被视为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债务重组没有被评级机

303、构列为违约。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4图二.21 越来越多的前沿市场经济体陷入债务困境与美国国债利差超过1 000个基点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国家数)0510152025前沿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2019年1月19年7月20年1月20年7月21年1月22年1月23年1月23年6月21年7月22年7月资料来源：见图二.20。图二.22 新冠疫情和其他金融冲击加重了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债务脆弱性新冠疫情及其他后续重大金融冲击后部分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状况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年年 月月银行业困境银行业困境年年 月月疫情前疫情前新冠疫情冲击新冠疫情

304、冲击年年 月月货币紧缩货币紧缩有资格进入金融市场有资格进入金融市场几近于困境状态几近于困境状态困境状态困境状态蒙古蒙古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突尼斯突尼斯苏里南苏里南赞比亚赞比亚安哥拉安哥拉伯利兹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喀麦隆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蓬加纳加纳伊拉克伊拉克肯尼亚肯尼亚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安哥拉安哥拉伯利兹伯利兹喀麦隆喀麦隆加蓬加蓬加纳加纳伊拉克伊拉克蒙古蒙古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苏里南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突

305、尼斯突尼斯赞比亚赞比亚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肯尼亚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伯利兹伯利兹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加纳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苏里南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突尼斯突尼斯赞比亚赞比亚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哥拉安哥拉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喀麦隆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加蓬加蓬伊拉克伊拉克肯尼亚肯尼亚蒙古蒙古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加蓬加蓬肯尼亚肯尼亚安哥拉安哥拉喀麦隆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伊拉克伊拉克蒙古蒙古尼日利亚尼日利

306、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伯利兹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加纳马尔代夫马尔代夫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苏里南苏里南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突尼斯突尼斯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赞比亚赞比亚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全球多样化指数进行的计算和分类。注：该数字仅考虑自2020年以来利差达到800个基点或以上的前沿市场经济体。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全球多样化指数跟踪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和准主权债券。“困境状态”是指与美国国债的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几近于困境状态”是指利差在800至1,000个基点之间，“有

307、资格进入金融市场”是指利差低于800个基点。65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上述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追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球创造条件，使资本大量流入前沿市场经济体。然而，危机加剧和信用评级机构降级造成外部金融环境恶化，导致这些资本流迅速退出。这引发了金融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切断了一些前沿市场经济体进入这些市场的途径。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近三分之一的前沿市场经济体濒临债务困境，其中五个已经濒临破产。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力度不够。当务之急是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更多的前沿市场经济体陷入财务困境的边缘，甚至陷入违约。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包括增加可靠

308、而负担得起的财政资源，以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巴黎协定，并建立有效、及时的债务重组和减免机制。否则，国际金融市场的警报声将诱使更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和违约的境地。本报告第四至第六章将详细讨论这些改革。图二.23 从2024年起，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面临巨额的偿债负担债券本金和息票的偿还时间表(10亿美元)024683040506070802023年24年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30年A.新兴市场经济体B.前沿市场经济体本金息票2023年24年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30年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efinitiv的数据得出的计算结

309、果。注：这一数字仅考虑政府发行的以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的最低面值相当于5亿美元的债券。“三分之一的前沿市场经济体濒临债务困境，其中五个已经濒临破产。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力度不够。”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6特别章节第二章所讨论的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定义前沿市场经济体没有正式的定义，但该术语通常是指以下发展中国家：它们拥有规模不大但可投资的新建市场，属于下一代新兴市场经济体(Schipke,2015)。为了便于本章的分析，前沿市场经济体与摩根大通下一代市场指数中的37个国家等同，该指数本身是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下的一个分类。下一代市场指数专注于前沿市场经济体

310、的美元计价政府债券。这一组别非常多样化，包含了世界银行所有收入分类级别的国家，其中一些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表二.A.1)。其中14个前沿市场经济体有资格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的资助，10个参与了重债穷国倡议。67国际市场：贸易、资本流动、大宗商品表二.A.1 前沿市场经济体名单国家区域收入组别SIDS LDCHIPCPRGT 和 IDA 资格安哥拉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亚美尼亚西亚UMIC阿塞拜疆西亚UMIC巴巴多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HIC伯利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MIC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MIC喀麦隆撒哈

311、拉以南非洲LMIC哥斯达黎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UMIC科特迪瓦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萨尔瓦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MIC埃塞俄比亚撒哈拉以南非洲LIC加蓬撒哈拉以南非洲UMIC格鲁吉亚西亚UMIC加纳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危地马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UMIC洪都拉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MIC伊拉克西亚UMIC牙买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UMIC约旦西亚UMIC肯尼亚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马尔代夫南亚UMIC蒙古东亚LMIC莫桑比克撒哈拉以南非洲LIC纳米比亚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尼日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巴基斯坦南亚LMIC巴布亚新几内亚大洋洲LMIC巴拉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UMIC卢旺达撒哈拉以南非洲LIC

312、塞内加尔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斯里兰卡南亚LMIC苏里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UMIC塔吉克斯坦中南亚LMIC突尼斯北非LMIC乌兹别克斯坦中亚LMIC越南东南亚LMIC赞比亚撒哈拉以南非洲LMIC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世界银行(2022年7月)和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2023年)作出的分类。注：IDA:开发协会；HIPC:重债穷国；LDC:最不发达国家；LIC:低收入国家；LMIC:中等偏下收入国家；PRGT: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SIDS:小岛屿发展中国家；UMIC:中等偏上收入国家。II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3增长、债务与气候：重塑全球金融架构68参考文献Africanews(2022).Z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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