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霸权国近来诉诸联盟扩容政策，增加联盟成员数量、丰富国家类型和扩大议题覆盖范围，试图将联盟政治从双边发展到诸边和小多边，强化联盟实力，进而实现对崛起国的“规锁”。霸权国的联盟扩容行为源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变化，本质是联合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修复和重置既成全球治理体系，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从理论层面上看，联盟扩容的实现需满足联盟收益改善、联盟成本分摊、霸权国提供联盟补偿三个条件。然而，博弈论模型的推演表明，联盟扩容会导致后续加入国家预期收益降低、霸权国承担成本上升以及难以提供持续联盟补偿，因而联盟扩容的补偿资源和补偿机制愈发不足。霸权国的联
2、盟扩容行为是以霸权护持为目标的，并未考虑满足系统内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诉求，加之霸权实力下降将不断减少联盟成员的功能性收益，反而会对全球治理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霸权国；联盟扩容；成本分摊；议题联盟；全球治理 *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2 一、一、研究准备研究准备 （一）（一）提出问题提出问题 联盟是国家间关系的普遍现象，是霸权国用以维系地位的重要工具。近年来，联盟政治中出现了新现象和新趋势。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联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
3、明显的扩容倾向，将传统军事联盟扩展为广泛的围绕各类全球问题治理的议题联盟，同时逐步增加联盟对象数量。文中涉及联盟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联盟概念存在相同点的同时，也具有某些不同点。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提出，美国需要修复联盟并再次与世界接触，应对当下和未来挑战。美国不能仅仅依靠自身，必须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应对全球挑战，应对威胁的方式是更多的联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指出，必须和盟友与伙伴结成更广泛的联盟，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应对各类挑战的能力。美国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美国需要在联盟关系上创新，针对问题性质成立特殊联盟，并且需要扩大现有的联盟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
4、地区，由于联盟对象、联盟历史、战略诉求等不同，美国的联盟手段路径有所差异，然而，扩容却是一个共同倾向，而扩容都是针对崛起国，进而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 在印太地区，美国长期以来把双边联盟组成的“轴辐体系”作为地区霸权的基础，这种双边联盟有助于美国强化对盟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然而，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将双边联盟扩展为诸边和小多边体系。在双边联盟的基础上，美国不断扩大联盟关系，相继形成了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等多个三边机制。“印太战略”提出后，美国又着力推动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成型，该机制立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宇燕老师的启发和支持，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也对文章的修订给予了悉心指导，
5、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本文的霸权国主要指美国，因为全球治理概念和事务的逐步成型，是在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套治理机制成型之后的事情，在这个时间段，全球系统内霸权国的指涉对象只有美国。 修复联盟主要指拜登政府试图回归联盟政治，尝试修复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某种程度上由于美国单边霸凌、贸易战和多边层面上采取“退出外交”而导致的联盟关系受损的现象。因此，联盟修复与联盟扩容是两个概念，前者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只是后者常常是以前者为基础的。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6、2, 2020, p. 76.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2, 2021, https:/ 年 6 月 22 日。 3 足于美国与日印澳建立的双边和三边战略关系。2020 年以来，美日澳印在加强合作的同时还与越南、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共同对话，被视为朝向“四边+”机制转型的重要一步。 在欧洲地区，美国也开始尝试扩容 G7 等诸边机制。2020 年，特朗普政府提出 G7 扩容，试图纳入印度、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亚组成 G11。20
7、21 年的 G7领导人峰会不仅首次邀请韩国正式参加会议，还发表了联合志同道合国家的全球行动议程。2021 年的美英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达成新大西洋宪章 ，超越传统的美英联盟，承诺与共享民主价值观的所有伙伴密切合作，反击破坏联盟的外部行为。 在全球范围内，拜登还发起重建美好世界倡议（B3W） ，旨在团结主要民主国家实施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进行制度竞争。整体来看，美国在印太和欧洲的联盟体系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容现象，不断纳入新成员以壮大联盟力量，并且目的都是“规锁”崛起国，在各领域实现包围和竞争。 霸权国在联盟成员数量、国家类型（是否是传统盟国或发达国家）和议题覆盖度方
8、面不断扩展，主要表现形式为强化霸权国在某一区域或领域内的战略存在和安全影响，亦或是把联盟政治的应用从双边联盟发展到诸边，并进一步扩散到区域和多边。相对传统联盟的安全导向为主导，本次扩容的目标是霸权护持和维护优势地位。 本文主要研究选定的是特定议题中联盟成员数量的扩容问题，文后使用的博弈论分析专注的是博弈者（player） ，探讨的也是某一议题领域里霸权国家的联盟扩容行为。后文之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摊补偿）和扩容对象国数目两个维度展开论述，目的是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亦即：霸权国是否能为这种扩容提供足够的俱乐部产品补给，进而给予扩容对象足够的动力加入集团？此外，随着扩容对象数量的增加，这种联盟政治
9、的稳固性如何呢？第一个问题实则也是从经济理 The White House, “The New Atlantic Charter,” June 1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0/the-new-atlantic-charter/，访问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4 性视角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尝试兼顾坚持理论简洁性和存在多议题领域的现实情境。就现实分析而言，扩容涉及从传统安全议题到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议题，这是讨论成员扩容的前提条件，扩容
10、后的联盟表现为围绕某一议题内的“议题联盟”，呈现出“传统联盟”的形态。就理论模型而言，由于存在多议题被作为假设前提，我们的模型可以进一步简化议题间差异，进而仅分析同一议题领域内的联盟扩容，主要表现为霸权国联盟政治之主要动因、作用逻辑，以及由于霸权国为盟国提供“俱乐部产品”能力和意愿的下降而导致扩容后的可能结果。 基于对诸上问题的观察，本文依次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霸权国现阶段的联盟政治表现为在各领域内的联盟扩容行为， 即联盟扩容出现的时代背景？这种扩容的稳定性强弱如何、作用是什么？ 表表 1 美国当下联盟扩容的行为表现美国当下联盟扩容的行为表现 目标目标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局限局限 领域领域 对
11、象对象 G7 扩容 针对中国的排他性集团，地缘经济合作，加速与中国脱钩 中国的权力增长；特朗普政府希望盟友承担更多成本；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成员国内部对接纳俄罗斯的分歧；机制本身的掣肘，新成员加入难度较大，美国不能单独决定；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功能性诉求无法充分满足 经济协调、政治合作 俄罗斯 、 韩国 、印度、澳大利亚 虽然，我们在理论分析中放弃了对多议题领域扩容这一维度的考察，即不同议题领域中的扩容难度比较，但是由于把议题范围的扩展作为分析的前提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对理论模型的简洁与现实关怀做出了必要的平衡。 5 “四边机制”扩容 （特指 2017年 以 来 美 国主 导 的 四 边安全对
12、话） 深化与区域盟友 伙 伴 的 联系，构建印太安全网络；塑造印太地区秩序 美国与成员国均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增强，地区国家感到担忧 忽视地区国家的现实需求；不理解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地区国家不愿选边站 军事安全、发展投资 越南、韩国、新西兰 “五眼联盟” 减少成员国对华经济依赖；构建对华安全制衡集团 中国能力的增强引发担忧，担心中国的侵略 和 秘 密 影响；日本等国存 在 意 愿 加入；成员国欢迎日本加入 新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五眼保持一致；新成员加入难度较大；美国与成员国之间不对称的情报共享 情报共享、安全合作 、 5G 技术合作 日本、法国、德国 技 术 联 盟 扩
13、容 护 持 霸 权 优势，制衡中国的高科技进步 美国与盟国之间已经具有技术合作基础；部分国家对中国技术构成的安全风险感到担忧 施压盟国取消与 中 国 的 合作；难以提供替代中国的技术选择 高科技、网络安全 、 5G 技术合作 日澳印、欧洲国家 重 塑 经 贸 投资规则 掌握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 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受到冲击；部分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 伙伴国追随美国 的 收 益 减少；损害对象国的既有经济收益 关税、特殊待遇 盟国和发展中国家 （二）基本概念（二）基本概念 联盟扩容行为的核心研究对象是联盟（alliance）和议题联盟（coalition） ，因此
14、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清晰界定。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对此概念的研究成果丰硕。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联盟是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或不使用 6 军事力量对抗成员国以外国家的正式联合。沃尔特认为，联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诺，任何联盟的定义特征都包括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军事承诺。通常而言，联盟需要正式的条约文本和明确的威胁来源，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相对正式且行为受到联盟约束。 由于议题领域的泛安全化，例如经济安全化，霸权国传统联盟手段也在不断突破传统安全领域，进而扩展至技术、经贸和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近年来学者对议题联盟的关注。只是议题
15、联盟不仅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南北国家之间；可以是非排他和包容的，也可以是被霸权国工具化和战略操纵，因而具有排他性的。 随着国际环境的演变和国家利益考量的多元化， 联盟行为不仅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内，也包含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义的领域内。随着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 议题联盟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 ， 不仅包括既有的经贸 、气候变化等治理，也包括安全、科技等领域的治理。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明确指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主权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但其他安全挑战远远大于外部侵略的威胁。因此，非传统安全领域是联盟扩容的重点议程。刘丰指出，议题
16、联盟是为了应对具体议题而形成的非正式合作，政策议程具体，内部进行经常性的讨价还价，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趋于短期化，具有广泛适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史田一认为，议题联盟是国际行为体在特定时机、针对特定议题、基于共同的利益关切，联合志同道合者形成的联合关系网络，包括现有制度之外创建的常态行动型联盟和现有制度之内创建的议价博弈型联盟。威尔金斯（Thomas S. Wilkins）指出，议题联盟和联盟同属于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 Stephen Walt, “Why Alliances
17、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39, No.1, 1997, p. 157. 任琳、孙振民： 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第 83-109 页。 任琳、郑海琦： 联盟异化的起源 ， 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2 期，第 35 页。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1995, https:/www.gdrc.org/u-gov/global-neighbourhoo
18、d/chap3.htm. 刘丰： 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 ， 外交评论2012 年第 5 期，第 61 页。 史田一： 国家为何因特定议题结盟？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 年第 3 期，第 28-30 页；史田一：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议题联盟”行为分析 ， 国际关系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15-116 页。 7 结盟 （alignment） 的一部分，联盟是基于正式条约、基础相对广泛的永久性机构，而议题联盟则更为非正式、持续时间较短。议题联盟通常涉及“低级政治”议题，存在向传统联盟转化的可能。综上，议题联盟的特征在于不需要明确的文本条约或外部威胁，成员国的合作相对松散和非正式，不
19、会面临传统军事联盟的“牵连”和“抛弃”困境。 相比传统联盟，议题联盟更能够反映当前国际现实，有助于议题提出国实现最大程度的利益动员。本文讨论的霸权国联盟扩容主要是指在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传统军事联盟存在向议题联盟转化的趋势，在成员数目和议题范围方面均出现扩展的倾向，兼具战略和议题导向。霸权国的联盟政治日益转向多领域、多对象的，以泛安全化和议题联盟为实现路径，以霸权护持和打压竞争对手为目标，最终以联盟扩容为表现形式的新的联盟政策不断显现出来。 虽然组织扩容在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长期关注， 但作为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现象，霸权国的联盟扩容尚未有明确的学理定义。从方式上看，联盟扩容表现为霸权国把联
20、盟政治的应用从双边联盟发展到诸边、小多边，进而将影响扩散到区域（”四边机制”扩容）或全球（”五眼联盟”、G7 等） 。联盟扩容与联盟形成（即从零盟友开始扩容）密切相关，取决于潜在盟友加入联盟并支付成本后能否获得净收益，而净收益则取决于联盟规模和组成。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多采取单边和双边原则处理与盟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对多边机制缺乏兴趣和信任 ， 认为多边机制损害美国利益 ， 着力强调双边和小多边关系 。蓬佩奥直接质疑多边主义的效用，认为多边主义并不总是可取的。多边机制在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 the shif
21、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 63-64. 王存刚： 议题联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 年 3 月 11 日， http:/ 韦宗友： 国际议程设置：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0 期，第 50 页;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
22、nt, not alliance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p. 75. Todd Sandler, “Alliance Formation, Alliance Expansion, and the Cor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1999, p. 7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storing
23、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restoring-the-role-of-the-nation-state-in-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2/，访问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8 特朗普的战略中缺少一席之地，而这正是冷战后亚洲区域主义的组成部分。美国的举动破坏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维护的多边主义，与之相对，拜登更加注重多边主义原则，但拜登政府回归多边同样是选择性的、工
24、具性的回归。换句话说，两届美国政府的重点不是多边主义本身，而是通过在某一问题上诉诸多边主义、美国能否获利。从这个视角出发，联盟扩容发挥作用往往借助的中介是更大范围的多边国际规则和制度，即把扩容后的联盟影响力以制度非中性的方式，传递到更大范围，进而“围堵”或“规锁”崛起国的发展。这一传递机制最终作用于全球治理秩序。 从对象上看，与以往只关注原有的盟国不同，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均是霸权国扩容的潜在对象。传统盟国和主要伙伴是美国联盟战略的内核，与美国利益最为攸关，因此是美国联盟的首要选择对象。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或者身份认同 （like-minded country） 的其他发达
25、和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逐步成为联盟的潜在对象。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和更低的成本。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博格（Laura Rosenberger）强调，与盟友、伙伴和朋友合作是与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这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 See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 132.
26、任琳：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12-123 页。 张宇燕、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 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 页。 全球治理的定义：“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或在没有世界政府情况下，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集体行动克服国际政治中市场失灵的努力过程。”（张宇燕、任琳： 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载国际政治科学 ，2015 年第 3 期，第 1-29 页。）基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产生的历史渊
27、源，全球治理秩序既有全球治理的功能属性，又具有权力属性；前者相对中性，旨在对全球问题进行功能性治理和共同管理；而后者具有非中性，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大国权力博弈的色彩，特别是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二战后形成秩序的时候具备了先行者优势，因此具有更明显的制度性权力优势，这也是霸权国在感受到权力下降后试图修复全球治理秩序的原因所在。 （任琳：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 ， 国际政治科学 ，2019 年第 1 期，第 84-115 页.）当下这套全球治理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和其他各类全球问题的治理机制，主要依托联合国框架下的组织机构设计，涵盖了安理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28、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ite House Top Asia Policy Officials Discuss U.S. China Strategy at APARCs Oksenberg Conference,” May 27, 2021, https:/fsi.stanford.edu/news/white-house-top-asia-policy-officials-discuss-us-china-strategy-aparc%E2%80%99s-oksenberg-confe
29、rence，访问时间：2021 年 6 月 22 日。 9 从目标上看，联盟成立本身就是基于外部安全威胁的。随着霸权国影响力降低，借助新盟友打压崛起国的诉求也不断增加。衰落的霸权会寻求拉拢新盟友来制衡崛起大国，寻求盟友建立制衡性联盟。有学者指出，当权力转移的预期不断增加 ， 成员国会更加倾向于重新调整联盟承诺 ， 致使联盟变化的现象更为普遍 。此外，借助联盟扩容把霸权国的影响力传导至区域、多边和国际规则层面，其目的是“规锁”崛起国，不仅减少对方战略空间和支持者，还要在国际事务中压制崛起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
30、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该政策的实现路径是通过加强与盟友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在区域和多边规则层面合作削弱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国际制度能力。在某种意义上，重塑和扩容区域小多边也是霸权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路径之一。印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小多边主义兴起主要源于对美国领导权和联盟体系可持续性的怀疑，以及应对地区战略挑战的多边安排的缺乏。美国将小多边主义视为多边主义的有用“变体”，有助于实现安全目标，小多边主义作为印太安全路径的可行性取决于美国能否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区域安全网络。 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联盟扩容涉及议题领域和成员数量。文中讨论霸权国美国的联盟扩容行为，实则也是一种联盟转型的重要表现，重点不是打造传
31、统军事联盟，而是关注扩容成员的数目，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所谓紧密的政治和安全联盟关系在成员规模和议题范围层面予以拓展，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联盟的紧密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与传统联盟政治不同，以这种联盟扩容为特征的现代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1992, p. 238. Colin Krainin and Robert Schub, “Alliance Dynamics in
32、the Shadow of Shifting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on June 15, 2021, p.12. 张宇燕、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 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 页。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Introduction: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in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
33、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2.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
34、018, p. 5. 实际上，由于霸权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在降低海外驻军和海外军事行动开支，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之表现实则在减弱。 10 联盟政治表现出战略导向和议题导向，因此也常常表现为某种“议题联盟”。由于完全重塑联盟的成本极其高，原有传统的联盟关系成为此轮扩容的基础，而扩容后的集团 （联盟扩容的结果） 表现为“传统联盟”的形式，例如“G7”和“QUAD”。在这个意义上，联盟扩容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扩大的军事联盟，而可能是霸权国发起的具有松散性 、 临时性、 不稳定性的议题联盟 ， 具有排他性和战略导向 。 （三）关于（三）关于联盟扩容的既有研究联盟扩容的既有研究 当前直接研究联盟扩容现象
35、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研究视角。一是论证联盟扩容具有能力聚合作用 。 一般来说 ， 联盟是聚合能力对抗威胁的工具 ，国家结成联盟，通过集中力量对抗共同敌人来增强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联盟是弱国的游戏，或是加总权力达成获胜同盟的行为，而权力计算是联盟行为的核心 。 联盟是为了增加集团的绝对力量 ， 通过与他人联手增强实力是一种权宜之计 ，也是提升实现国家目标能力的一种方式。斯奈德提出，联盟的价值在于提供威慑和防御收益，增加此收益有助于吸引更多新成员加入。实现权力聚合有助于联盟成员国更好地应对安全挑战 ， 减少竞争对手的外部压力 。 具体到北约案例中 ，霍罗维茨（Liviu Horovitz
36、）和格茨（Elias Gtz）提出，老布什政府扩大北约是为了缓解欧洲的安全顾虑，避免欧洲走向不稳定。美国通过北约东扩能够压制俄罗斯的挑战，通过北约将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投射到东欧，表现出捍卫中东欧地区免受俄罗斯威胁的决心。在安全之外的议题领域，联盟扩容同样可以发挥整合各国力量的作用。在气候变化领域，小国可以通过联盟扩容壮大其实力和话语权。小国联盟可以依靠更大的成员数量来提高议价能力，有助于扩大联盟的集体规模效益及其议程的合法性。建立联盟可以使小国从联盟其他成员的专业知识中获益，从而更有效地进行谈判，有助于提升联盟中每个成员在谈判中的权重，使其成为 关于权力聚合，可参见 James D. Morro
37、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6-907. Thomas S. Wilkins, “Towards a Trilateral Allianc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xpediency and Values in AmericanJapaneseAustralian R
38、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3, No. 3, 2007, p. 256.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 111. Liviu Horovitz and Elias Gtz, “The overlooked importance of economics: wh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nted NATO enlargeme
39、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3, No. 6-7, 2020, pp. 847-868. 11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联盟扩容不一定导致力量增强和目标实现。联盟越大，成员变得更加多样化，就越难保持凝聚力，从而导致内部协调和讨价还价的压力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小型联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存在较多中立、骑墙或被动追随者，那么小型联盟就是实现目标和达成效率的关键。较大的联盟具有人数优势，而较小的联盟有助于表达共同立场。 二是霸权国诉诸联盟扩容，加强对联盟对象的控制，使之服务于霸权国强化区域乃至全球秩序主导权的目标。刘丰提出，
40、联盟成立之初是为了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当前则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推进全球战略目标，而美国主导的一系列联盟也在不断调整战略目标、接纳新成员、扩展势力范围。在军事安全领域，倡导北约扩容能够防止欧洲国家自主组建地区性安全机构，以弱化成员的独立安全功能，并创造条件鼓励欧洲参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扩容也使美国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安全承诺，使欧洲国家在安全上搭便车，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近年来，美国的联盟扩容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提出美国正在扩大联盟成员网络和非军事角色，增强自身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需要改革既有的联盟体系，关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所面临 Amrita N
41、arlikar and Diana Tussie, “The G20 at the Cancun ministerial: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evolving coalitions in the WTO,” World Economy, Vol. 27, No. 7, 2004, p. 954; Nicole Deitelhoff and Linda Wallbott, “Beyond soft balancing: small states and coalition-building in the ICC and climate negotiat
42、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3, 2012, p. 348. Christophe Dupont, “Negotiation as coalition building,”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 1, No. 1, 1996, p. 54; Peter Drahos, “When the weak bargain with the strong: negotiation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
43、ional Negotiation, Vol. 8, No. 1, 2003, pp. 79-109; Carola Klck, “Multiple Coalition Memberships: Helping or Hindering Small States in Multilateral (Climate)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 25, No. 2, 2020, pp. 279-297. 刘丰： 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外交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91 页；刘丰： 联盟与国际秩序 ， 当代美国评论
44、2019 年第 3 期，第 13 页。 Liviu Horovitz and Elias Gtz, “The overlooked importance of economics: wh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nted NATO enlarge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3, No. 6-7, 2020, pp. 847-868.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Deal or No Dea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U.S. O
45、ffer to Limit NATO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4, 2016, pp. 7-44;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Eastbound an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NATO enlargement, and suppressing the Soviet and Western European alternatives, 19901992,”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3, No. 6-7, 20
46、20, pp. 816-846; James Goldgeier and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Evaluating NATO enlargement: scholarly debate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roads not tak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3, 2020, pp. 291-321; Rajan Menon and William Ruger, “NATO enlargement and US grand strategy: a net as
47、sess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3, 2020, pp. 371-400. Sung Chul Jung, Jaehyon Lee and 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
48、a, Vol. 30, No. 127, 2021, pp. 53-68; Wooyeal Paik and Jae Jeok Park, “The Quads Search for Non-Military Roles and Chinas Strategic Response: Minilateralis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Balanc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 127, 2021, pp. 36-52; Thomas J. Christensen, “
49、There Will Not Be a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March 24, 2021, 12 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军事，重新分配安全开支，将更多经费用于领导联盟所需的非军事国家安全中。 三是从联盟成员与新成员的共同利益角度出发研究联盟扩容。联盟倾向于吸收具有共同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成员加入，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国家关注盟友表现趋同利益的行为和实现利益的能力 ， 从而评估盟友的可靠性 ， 维护联盟相互依赖 。加入新联盟使成员国获得经济激励，联盟扩容具有再分配效应，成员国和加入国之间的分配冲突通常需要通过将扩容收益重新补偿给潜在的扩容失败者来解决，从而确保扩
50、容的成功。此外，规范要素也是联盟扩容的重要考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成员的共同利益判断。共同的文化和身份能促进内部稳定，面对具有相似价值观和规范的新成员，联盟扩容的动机更大。成员国身份是联盟的关键因素，联盟向满足规范条件的国家提供成员资格。扩容需要设定区域成员资格标准，成员资格通常建立在共同规范的基础上，有助于明确联盟扩容的范围和对象。国家选择加入联盟，因为它们认为成员国共享相似的原则和观点。 四是从成本分担的视角研究联盟扩容。其中，俱乐部理论强调增加成员数目会导致边际成本增加，俱乐部产品随之更具竞争性。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指出，对于某一成员而言，一方面随着成员数
sgpjbg002
工作日 8:30 - 17:30
会员动态：
报告分类
新质生产力
ChatGPT
新能源汽车
大模型
Sora
机器人
微短剧
芯片
薪酬
白皮书
低空经济
数据要素
创新药
人工智能
AI产业
信息科技
互联网
消费经济
汽车交通
电商零售
传媒娱乐
医药健康
投资金融
能源环境
地产建筑
传统产业
英文报告
其它
扫码登录
手机快捷登录
账号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