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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更新了很多国家的数据，今年我们能更精准地对世界饥饿状况进行估算。尤其是新获取的数据帮助我们重新修订了中国2000年以来食物不足年度估计数的完整序列，大幅调低了世界食物不足人数。尽管如此，修订后的估计数仍印证了以往几期报告中提出的趋势：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自2014年起一直呈缓慢增加趋势。

 据当前估计，有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占世界总人口8.9%，一年中增加了1000万，五年中增加了近6000万。重度粮食不安全是与饥饿相近的另一项衡量指标，受此影响的人数也同样呈增加趋势。2019年，全世界有近7.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占世界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同时考虑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总数，估计2019年全世界共有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

世界到2030年将难以实现零饥饿的目标。如果近期趋势持续下去，那么饥饿人口数量到2030年将超过8.4亿。

一项初步评估表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可能导致全世界食物不足人数在2020年新增8300万至1.32亿，具体取决于经济增长前景。

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带来的负担依然是一项挑战。据当前估计，2019年，五岁以下儿童中有21.3%（1.44亿）发育迟缓，6.9%（4700万）消瘦，5.6%（3830万）超重。

尽管世界各地均已取得进展，但仍难以实现2025年和2030年有关儿童发育迟缓、低出生体重的目标。纯母乳喂养方面，仅2025年目标能够实现。消瘦发生率远远高于目标。多数区域难以实现有关儿童超重的目标。成人肥胖率在所有区域均呈上升趋势。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扭转以上升势。

由于COVID-19对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影响，最弱势群体的营养状况很可能将会进一步恶化。

粮食不安全会促使膳食质量下降，继而加大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可能导致营养不足以及超重和肥胖。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更加依赖主粮，水果、蔬菜和动物源性食物的消费量较少。仅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拥有足够的水果和蔬菜供人类消费，以达到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推荐的400克/人/日的最低摄入量。

我们在单纯获取食物方面依然面临艰巨挑战，不仅如此，在获取健康膳食方面的挑战更加艰巨。

全世界各区域都有很多人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尤其是贫困人口。最保守的估计表明，全世界有超过30亿人无法负担健康膳食的成本。据估计，健康膳食的成本平均是以淀粉类主粮为主的能量充足型膳食的五倍。 

健康膳食的成本已超过国际贫困线（1.90美元/人/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令贫困人口无法负担。这一成本还高于多数南方国家的平均食品支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约57%以上的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的成本。

所有类型的膳食都有隐性成本，了解这些成本有助于确定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权衡取舍和协同增效。我们的膳食选择及其背后的粮食体系有着两种最为关键的隐性成本，涉及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13）。

如果当前的食物消费方式持续下去，那么死亡和非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与膳食相关的健康成本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每年1.3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与当前膳食模式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膳食相关社会成本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每年1.7万亿美元。 

向健康膳食转型有助于到2030年减少与健康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成本，因为健康膳食的隐性成本与当前消费方式相比更低。采用健康膳食到2030年预计能减少多达97%的直接和间接健康成本，以及41–74%的温室气体排放社会成本。

然而，并非所有类型的健康膳食都可持续，为可持续性而设计的膳食类型也并非都健康。这方面的重要内容目前尚未得到充分了解，而当前有关健康膳食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潜在贡献的讨论和辩论中也未涉及此项内容。

 为使健康膳食更具经济可负担性，必须降低营养食物的成本。推高营养食物成本的因素存在于食物供应链各环节和食物环境中，此外还有影响贸易、公共支出和投资政策的食物政治经济因素。要想解决这些成本推动因素，就必须大力改革粮食体系，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各国的权衡取舍和协同增效作用也各不相同。 

各国必须重新调整农业政策和激励机制，在食物供应链各环节采取更有助于营养的投资和政策行动，以减少粮食损失，提高各环节效率。营养敏感型社会保护政策十分重要，有助于提高最弱势群体的购买力和健康膳食的经济可负担性，此外还需要更普遍的促进行为向健康膳食转变的政策。（关注公众号“三个皮匠”，获取最新行业报告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