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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以来，中国爆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和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相比，非典对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有限，2003年全年GDP增速甚至快于2002年。但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2003年具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现在经济结构中消费、服务业占比更高，而这两个部门受疫情影响最大，恢复时间通常也较长。第二，2003年我国刚加入WTO不久，投资、出口增长势头迅猛，经济处于上行周期，但现在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升级期，下行压力较大。中美虽然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有很多不确定性。第三，此外本次疫情的爆发时间和传播方式也使其比非典更难控制。春节是中国人口流动最大的时期，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徙，加速了病毒的传播。最后，新冠病毒潜伏期较长，不易诊断。为了控制疫情二次传播，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程度对人员和交通的限制，加大了复工复产的难度。因此，我们认为本次疫情短期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远大于2003年非典，一季度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得到有效控制，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回升，预期2020全年经济增速5.6%。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快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金融、财政措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特别是关注民生以及因疫情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或出现连续经营困难。各地政府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不断推出措施，在防治疫情扩散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依然是重要的政策考量。近期中央也多次表示要求各级政府在坚决消灭疫情的同时，也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们预期在做好科学防控疫情的基础上，政府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以保证合理经济增速，实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期的，经济常呈现出V型走势。受灾害破坏和市场情绪影响，经济增速通常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但随着灾情逐渐得到控制，市场情绪回归平稳，之前被暂时压抑了的消费、投资等需求会得以释放，从而带来经济的反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为一次疫情而改变。

疫情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可能会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发展机遇，甚至催生新的业态。例如，包括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电子商务、无人配送、网络游戏在内的“宅家经济”成为疫情中的新经济增长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疫情防治中，通过大数据和AI等高科技分析潜在感染人群、预测疫情走势，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毕马威和阿里研究院的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经济必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回望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在第四季度出现企稳迹象，四季度实际GDP增速6.0%，与三季度持平。2019年中国实际GDP增速6.1%，创1991年以来新低，但符合政府年初设定的6%-6.5%的预期增长目标。同时，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仅有10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实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国内方面，2019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7.8%，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贡献比2018年略有下降，为31.2%。净出口贡献了11.0%的经济增长，与去年拉低经济增长8.6%相比有大幅回暖。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 较2018年增速有所下降，汽车是主要拖累。线上零售延续高速增长， 2019年网上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工业生产方面，2019年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5.7%，较2018年下滑0.5个百分点，但是12月工业生产表现亮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9%，不仅较上月继续回升，而且创下了近9个月以来新高。固定投资2019年同比增长5.4%，较2018年下滑0.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回暖拉动了12月总投资的回升，但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仍呈缓慢下行态势。

随着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双方贸易争端得到一定缓解。美国承诺暂停原定于2019年10月15日和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2019年9月1日生效的约12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由15%降至7.5%，但是此前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尚未取消。中国承诺2020-21两年内在2017年进口规模的基础上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协议同时还包括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金融业开放、汇率等内容。此外，双方建立了初步的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定期的沟通。尽管该协议的实施及效果还有待观察，但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不确定性，让之前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得到克制。

专题研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信用缺失和诚信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利于营造良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相关立法和行业标准制定。截止到目前，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市出台或正在研究出台地方信用法规，全国已有26部法律、28部行政法规中包含了信用条款。201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已形成部门起草稿，并广泛征求意见。中央和地方层面的信用立法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我国未来的信用监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年-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为建立全球最大社会信用体系制定了宏伟的蓝图。作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政策文件，《纲要》重点聚焦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领域。同时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基本建成，信用监管体制基本健全，信用服务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全面发挥作用。其中，有两个要素值得重点关注：“互联网+监管”系统，以及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机制。

• “互联网+监管”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基本建成，实现了地方信用信息平台、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市场资信调查、评级机构与中央数据库的互联互通。同时政府利用全国各级各类信用信息平台，创新信用监管理念：一方面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监管制度，充分利用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市场主体信用行为，并实现数据在多部门间共享、公示。此外，政府利用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高新技术，促进新型信用监管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

• 完善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机制。截止到2019年8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签署了51个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其中联合激励备忘录5个，联合惩戒备忘录43个，双项备忘录3个。按照统一标准认定联合奖惩对象名单，对责任方产生直接后果。同时，发改委正在主导建立一套标准化的信用修复机制，帮助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和补救，打造良好的契约社会。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给我国政府监管和企业生产经营带了诸多的改变，将全面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环境，给企业的风险管理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企业首先应指定部门负责建立统一的、分层级、分类别的企业信用评级监管法规库，并牵头各业务部门及时跟进信用评级相关监管规定的变化情况，对该数据库进行持续更新。

在全面梳理企业所在行业及地区的法律、法规、信用评级标准及奖惩机制后，企业应进一步确立所期望达到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并基于差距分析结果对现状进行风险评估，从评级标准、奖惩机制、信息系统、文化宣传等方面明确企业社会信用体系蓝图的实施路径。

同时，企业应建立持续动态监控、定期报告及监管沟通机制：针对企业的信用评级情况以及支撑信用评级的职能架构、制度、流程、系统、人员等方面因素，企业应进行持续监控，并进行定期汇报和重大风险事件报告机制；同时建立健全信用评级与外部监管的沟通机制。（关注公众号“三个皮匠”，获取最新行业报告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