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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不平等

每个国家中都有大量的人群缺少未来的光明前景。他们缺少希望、意义和尊严，其他人继续前进前往更繁荣的未来时，他们只能在社会的边缘旁观。全世界范围内，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更多的人口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源控制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性别、族裔或父母的财富仍然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不平等。证据举目皆是。担忧处处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政见的人们都渐渐意识到应该降低其所在国家的收入不平等。

人类发展的不平等更为严重。假设两位都出生于2000年的儿童，一位出生在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一位出生于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图2) 。到今天，前一位有一半的可能性接受高等教育；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20岁人口中超过一半都在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第二位儿童甚至还在世的可能性都很低。2000年出生在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儿童中约有17%都死于20岁前，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这一比例只有1% 。第二位儿童也不太可能在接受高等教育：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中只有3%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几乎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环境因素已经将他们送上了完全不同、毫无平等、而且可能无法回头的两条路。在国家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情况可能也很严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前1%的人口和最后1%的人口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差距，男性估计达到15年，女性估计达到10年。

不平等并不总是反映出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有些不平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例如新技术扩散带来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正视不平等在发挥个人努力才干、承担创业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则不平等会损害人的尊严。

人类发展中的此类不平等会损害社会，降低社会和谐与人们对政府、对体制和对彼此的信任。最重要的还会损害经济，使得人们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全部潜力，造成浪费。由于少数领先的人群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影响决策，使得制定反映全社会共同愿望和保护地球的政治决策难上加难。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只有走上街头。

人类发展中的这些不平等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大阻碍。这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衡。仅用一个维度的简单不平等指标，无法对其进行详细核算。这些不平等也会塑造活着进入22世纪的人们的前景。因此，探索人类发展的不平等需要超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因此，我们有五个方面的关键信息 。

首先，尽管有许多人都跨过了人类发展的最低门槛，但仍然存在广泛的不平衡。在21世纪的头两个十年，减少极端剥夺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一系列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不可接受的差距——人们获得成就、开展活动的自由，例如就学、就业或拥有足够的食物。这一进展也绕过了最脆弱甚至最极端剥夺的人口——使得全世界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30年消除最极端剥夺的要求。

第二，尽管20世纪许多未得到解决的不平等逐步减少，人类发展中新一代的严重不平等正在显现。在气候危机和席卷世界的技术变革的阴影下，人类发展的不平等在21世纪有了新的形式。能力的不平等在以不同的方式演变。基本能力的不平等——与最极端剥夺有关——正在减少。甚至有些领域消除得很快，例如全球范围内出生时预期寿命的不平等。许多处在底层的人们现在已经触及到了人类发展第一步的垫脚石。与此同时，高级能力的不平等不断增加——这反映出生命的某些方面在未来会更加重要，因为这些方面有着更强的赋能。

当下得到良好赋能的个人，在未来会更加领先。

第三，人类发展的不平等在生命中是可以积累的，并被深刻的权力不平衡不断加深。这种不平衡不是不公平的原因，而是由深藏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因素所推动的。解决人类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要解决这些因素：在人们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时，单纯试图解决收入不均是无法带来真正改善的。因为不平等从出生时开始，甚至更早，而且在人一生中还不断积累。仅仅回归过去，并试图再次使用在20世纪某些时期某些国家中已经应用过的、曾经暂时解决过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和体制，也无法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权力不平衡进一步加深，很多情况下还加强了生命周期中的优势的积累。

第四，衡量人类发展的不平等需要指标体系的革命。好的政策始自好的测量。新一代的不平等也需要新一代的测量方法。我们需要与当代挑战紧密相连的更加清晰的概念、数据来源更加广泛的结合、以及更准确的分析工具。不断进行的创新性工作提示我们，在许多国家，收入和财富在顶端积累的速度比我们依靠现有不平等的概括性指标能够捕捉的要快得多。更系统、更广泛的工作能够更好地为公共讨论和政策提供信息。指标体系也许看起来不是当务之急，但是类似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指标，从20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一直用到现在。

第五，在21世纪救济人类发展的不平等问题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行动，赶在经济实力的不平等转变成为固化的政治主导局面之前的话。在一些基础能力上不平等局面的改善显示，进步是可能的。但是过去基础能力不平等的进步记录无法满足人们对本世纪的期待。加倍解决基础能力不平等问题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如果高级能力确实与更好的赋能相关，忽视高级能力中出现的差距将会分离政策制定者和人们的能动性，即其通过选择实现其愿望和价值的能力。只有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许多刚刚出现的新一代高级能力的不平等上来，我们才能避免21世纪中人类发展不平等的进一步固化。

要怎么做？不能孤立地看待政策，或认为单一的政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收入的再分配一直主导着不平等的政策讨论，有时被认为是立竿见影的良药。但是，尽管英国有四项雄心勃勃的政策建立了全面的再分配机制——更高和更多层级的累进所得税、低收入水平人群收入折扣、儿童应税福利和所有个人的最低收入水

平，也还是无法全面扭转1970年代到2013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并不是说再分配不重要——恰恰相反。但是，在收入和更广泛的人类发展不平等方面要实现长远变革，需要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方法。

我们要做什么？本报告中提出的方法阐述了通过连接能力和收入的增加与分配的新框架来救济人类发展不平等的政策。政策选项涉及到市场前、中、后多项政策。工资、利润和劳动参与率通常由市场决定，受监管、体制和政策（市场中）的调节。但是这些结果也依赖于在人们参与经济前就对其产生影响的一些政策（市场前） 。市场前政策可以降低能力的不均，帮助所有人更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市场中政策影响个人工作时的收入和机会分配，从而塑造加剧或减轻不平等的结果。市场后政策对市场和市场中政策共同造就的收入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影响。上述政策互相影响。例如，市场前公共服务的提供可能部分地依赖于市场后政策的有效性（例如对市场收入征税用于健康和教育），从而对政府动员收入支付这些服务造成影响。税收反过来又是由全社会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意愿决定的。

我们能够掌控21世纪人类发展不平等的未来。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气候危机展示了不作为随着时间演进的代价。这会加剧不平等，使得我们在气候方面有所作为更加困难。技术已经在改变劳动力市场和生活，但是机器在多大程度上会取代人还不完全确定。但是我们已经接近越过后再难恢复的关键点。我们确实有选择，但是必须现在就行动。（关注公众号“三个皮匠”，获取最新行业报告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