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区块链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白皮书(41页).pdf 》对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必要性、中国的碳中碳达峰面临困难和挑战以及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路线进行了详细概述。具体如下：

1、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性

一是体现大国担当，协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责任。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领导结构变化背景下，我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愿景，体现我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将极大程度改变外国意识形态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负面看法，也证明我国有能力、有义务、也有决心站上世界的舞台并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国家能源安全。碳达峰碳中和对国家安全有利，符合国家核心利益。201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突破70%，2020 年增长到73.5%，石油资源及其生产、运输对于我国是影响极大且不可控的因素，随时可能因为某些极端事件导致中断，影响能源供应，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碳减排过程中对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可以减少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进而削弱相关海域以及全球石油市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图1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三是化解碳关税冲击，应对潜在贸易壁垒。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碳边境调节税方案，包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草案，美国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碳费法案》等。在当前全球陷入低增长、孤立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形势下，碳边境调节税可能被异化成贸易壁垒的工具。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碳边境调节税的冲击不容忽视。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协调气候变化与贸易政策》研究报告，发达国家碳关税可能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削减20%。我国主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完善碳税等治理体系，提高绿色技术含量，提升在国际贸易的主动地位，减少贸易壁垒的冲击。

四是发挥制造业优势，塑造全球领先地位。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往往具有突出的制造业属性，光伏发电、电化学储能、氢能同时具备规模效应、材料替换和效率提升三个成本下降路径。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推动低碳、零碳技术极大利好中国制造业，在新能源领域塑造全球性竞争优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将我国从化石能源时代的能源进口国转化为“双碳”时代的能源出口国。

2、碳中碳达峰面临困难和挑战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要求各领域进行用能结构、能源供需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的升级与优化调整。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化石能源占比高，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存量大、新度高，能源转型发展面临任务重、时间短、成本高等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碳排放体系规模大、减排任务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碳排放当量达137亿，占全球26%，远超其后的美国13%，欧盟8%，印度7%和俄罗斯5%。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碳减排任务艰巨且繁重。

第二，能源结构转型时间短。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已实现碳达峰，美、日、韩等国也已在201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按照全球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计算，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间隔多在40~70年，平均周期约为50年。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间隔仅为30年，在经济持续发展、用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面临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

第三，能源转型成本高。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总投入约为136~300万亿元，占到2030年前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总投资成本的1/3。能源转型成本高昂，特别需要妥善解决好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搁浅带来的成本浪费问题。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煤电机组平均服役年限约为40年，目前正处于规模退役期，煤炭发展周期与低碳转型趋势具有一致性;我国由于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煤电机组平均投运年限仅有12年，“一刀切”式的煤电机组退出机制会带来极大的资产搁浅成本。

为此，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既要防范以现实问题为借口的转型迟滞，更要防范不顾实际的转型冒进;应按照自身节奏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稳妥处理好发展和减排、近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兼顾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探索整体转型背景下碳达峰碳中和转型路径的最优方案。

3、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

中金研究院将实现碳中和路径概括为“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量化模型测算表明，该公式可兼顾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以及经济平稳增长的目标。在该公式的三个元素中：

第一，碳定价有两种执行形式：碳税和碳交易。碳税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把碳排放的长期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成本。碳交易是政府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碳排放总量限制下，由双方交易形成价格。

第二，碳达峰碳中和技术进步工具箱有碳减排技术、碳中和技术两大类。碳减排技术主要包括降低能源消费、切换到更低排放的能源技术。碳中和技术是可以实现零碳和负碳的技术。

第三，社会治理则主要包括价格型、命令型和宣传型三类政策。碳定价和社会治理依赖于企业、政府、其他职能机构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广泛、高效率协作;而实施技术进步的过程往往需要与绿色金融、公共政策等发生联动，进而也需要企业与政府、其他职能机构建立协作。在现有的社会治理框架下，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治理和协作能力还存在空白，需要通过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双碳场景下的多方协作体系。

在操作层面，我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可概括为：两个轮子驱动，两大领域发力，一个核心抓手。

“两个轮子驱动”是指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政府主要起导向作用，在起步阶段尤为重要。市场作为主体，从长远看一定要发挥市场这“无形之手”的作用。

“两大领域发力”是指减排与消纳并举发展。在减排方面，要调整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比例，预计2060年化石能源占比从现在的84%调整到20%;还要调整钢铁、交通、建筑等用能结构，实现再电气化，预计2060年电气消费比例将从现在的24%增加到80%。在消纳方面主要着眼于开发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同时发展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捉、利用和封存)/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和CO2直接利用技术。

“一个核心抓手”是指以碳价格、碳交易与碳税等政策为抓手。当前全球已有61项碳定价机制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中，其中31项属于碳排放交易体系，30项属于碳税，共覆盖约120亿吨CO2，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22%。2021年，随着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启动施行，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全面启动。

内容来源：《中国移动：区块链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白皮书(41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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