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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绿色消费指数的构建和分析，主要形成如下结论：一是绿色消费指数整体成效上升趋势，但由于 2014 年以来生活领域人均用电、用能等指标上升趋势加快，带来了绿色消费综合水平上升趋势放缓。二是从三个直辖市的比较来看，北京市在人均公园绿地供给、城镇公共交通的绿色化程度以及环境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上具有明显优势，带来了北京市整体较高的绿色消费水平。天津市每万元消费支出人均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现较差，但每万元消费支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表现优异;上海市的每万元消费支出人均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现优异，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镇人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表现较弱。针对绿色消费综合指数构建和评估，相关学者已开展了一些研究

2、，评估手段和方法也逐渐成熟。但多数研究都局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这跟我国目前对绿色消费相关统计数据的采集、监测、分析水平整体较弱有关。“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仍面临着巨大挑战，建立相关数据的统计、监测制度则是未来绿色消费评估的重中之重。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为促进国家各地方层级社会消费领域绿色转型，一是根据当前绿色消费的政策和实践进展以及未来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考虑制定推动绿色消费的长期战略性目标，明确具体的目标性指标作为主要抓手;二是要制定地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监测考核体系，为政府部门做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到位的绿色消费政策

3、体系，加速推动消费领域绿色转型;三是要针对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消费阶段，形成推动绿色消费的差异化路径，明确针对性的重点领域和任务，推动消费方式向绿色低碳节约转变。汽车是中国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汽车产销量已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首位。 2020 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均受到较大程度冲击，但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产销量增速自 3 月开始逐步回升，全年累计产销规模均超过 2500 万辆。与此同时，汽车产业是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部门：交通运输领域作为化石燃料消耗较高的行业，汽油、柴油消耗量分别占全国总消耗量的 46%和 68%

4、(国家统计局 2018年数据);汽车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7.5%(其中大部分来自汽车运行使用阶段消耗的汽柴油等化石能源)。有效控制汽车行业碳排放总量，对中国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尽快实现碳中和尤为重要。上年度课题首先明确了汽车绿色消费与生产的战略地位，参考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绩效评价方法，得出新能源汽车在 CO2 排放、能源消耗等方面的生态效益;其次，从顶层设计、消费端、生产端三方面对国内外政策现状及我国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前面的研究，从顶层设计、汽车生产、购置、使用、报废回收等五方面提出促进汽车行业绿色消费与生产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建立汽车产品绿色税制，完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5、经济激励政策，推进研究空调制冷剂HFCs 替代技术方案，健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政策法规体系，推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行业规范及可持续发展等。本年度课题研究在上年度研究基础上，将碳中和目标同汽车税制改革有机结合，聚焦绿色税制，研究提出通过绿色税制推动汽车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国已初步建立推动汽车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汽车生产端，中国相继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在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产者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要求，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标准。在汽车消费端，中国已初步建立推动绿色消费的若干政策体系，涵盖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和交通政策三

6、个方面。其中财政补贴包括整车购置补贴、城市公交车运营补贴、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补贴，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配套财政补贴，总体上，目前中国通过发挥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合力，在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税收政策主要是运用税收杠杆引导汽车消费，调节产品结构，包括制定差别化税率和实施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等。交通政策以地方政策为主，用于提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性，并降低使用成本，包括购置环节的申请牌照优惠、保险费用优惠，通行环节的路桥通行费优惠、高速通行费优惠、停车费减免优惠、路权便利特权、停车便利特权等。但目前的政策仍存在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引导作用。一是政策缺乏系统统筹和长期规划。汽车行业绿色消费与生产政策未进行统一规划，尚未形成涵盖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的政策体系;政策涉及多个部门，各类支持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生产消费政策未能有机结合。二是环保制冷剂的替代缺乏激励机制。目前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在环保空调制冷剂替换及减排方面的社会意识并不明确，尚未建立淘汰 HFCs 的资金机制。三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尚未落实。后端拆解环节的运转困难，也为生产者落实生产者责任造成了障碍。四是尚未建立奖惩结合的绿色消费政策。中国前期绿色消费引导政策手段仍偏重于奖励机制，包括财政补贴或税费的减免，需要直接或间接投入，尚未形成长期引导绿色消费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