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是一起震动世界的政治地震，它激化了英国国内的各种矛盾，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对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英国为什么要脱欧呢?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位青(2017)对英国脱欧的原因进行了以下详细分析

1、财政负担

英国每年需要向欧盟预算缴费，由于英国经济领先于欧元区整体，英国的预算贡献仅次于德国和法国，排在欧盟国家内第三位，这对英国经济增长形成了拖累。金融危机后，欧元区一部分国家降低了贡献额，英国是欧盟的成员国，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援助其他成员国，导致英国贡献比例升高。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措施让英国人觉得欧盟拿着英国纳税人的钱去救济“问题国家”。

2、移民和就业

欧盟东扩以后，英国净移民数量持续增长。经济萧条下，移民是挤占福利、住房、医疗和教育资源的“罪魁祸首”。目前，居住在英国的其他成员国国民大约有300万，其中有2/3在英国工作。日益增加的移民人数使得英国人民愈发担心移民对就业与生活的影响，加重了英国退欧情绪。

3、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

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也是英国的国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危机、经济环境恶化以及地理因素等，欧盟的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矛盾继续凸显，使得本已脆弱和紧张的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更加恶化。

4、政治压力和博弈

政治压力。在英欧关系上，2012年，81名下议院保守党议员投票赞成全民公投;11月，退欧派的英国独立党在递补选举中获取了仅次于工党的席位;提议英国进行退欧公投，有助于卡梅伦摆脱国内政治压力。并且，国内疑欧情绪蔓延的背景也帮助卡梅伦在2015年的选举中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

英欧博弈。此次退欧存在博弈成分，卡梅伦于2015年11月向欧盟提出改革的四个目标，并承诺如果欧盟能做到，它将全力推动英国留在欧盟。改革的目标主要为：保证欧洲共同市场将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增强欧盟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不能强迫英国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成员国议会的权利;欧盟需要控制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减少对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的滥用等。卡梅伦显然也有借助退欧公投契机给欧盟施压，达到为英国争取更多利益的目的。

高云龙;贾扬旭(2021)认为英国脱欧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1、英国脱欧的历史因素

英吉利海峡划开了英国和欧洲的发展，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吉利海峡作为天然的防御屏障，使英国从1066年之后就没有受外敌占领，甚至把延续至今的各种现代经济政治制度，通过殖民征服传播到了全世界，并且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欧洲大陆的法国等，至少100多年前经过残酷血腥的革命，经过激烈的战争，经过多年动荡才逐步过渡到现代政治，这就导致英国因为其作为人类的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而十分自豪，甚至带着些许傲慢。在欧盟里，英国也是一个特例，它从来就不希望和欧盟这艘轮船绑在一起，而且并不认为英国是欧洲的一分子。所以它对待欧盟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它想和欧盟共享经济福利，另一方面又不想过多地让渡经济主权。英国在很多方面还依然抗拒与欧盟保持步调一致。例如英国尚未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议，电源插座和插头存在欧洲标准和英国标准，度量衡单位欧洲使用的是公制，而英国使用的是英制等。

2、英国脱欧的当代因素。

(1)英国内部党派斗争

在英国，各党派就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争论不休，尤其是亲欧派和疑欧派之间的斗争。党派不和、政治分歧等因素都为英国脱离欧盟埋下了隐患。然而，挖掘英国脱欧更加深层的原因，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很多纷繁复杂并且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危机，正是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断累积才导致了英欧关系的破裂。

(2)英国利益受到威胁

英国在欧盟的事务中从来都是谋求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卡梅隆还是特蕾莎梅，还是现在的英国首相鲍里斯。英国一直保持英镑的独立货币地位，英国在欧盟的事务中从不涉入过深。在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中英国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欧盟本身内部矛盾的协调统一难度滞后了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从经济上，英国加强与美国、中国等欧盟以外国家的联系。英国脱欧最关键的还是欧盟经济一体化受挫，中东南欧各国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欧盟里有很多国家经济并不发达，却要实行高福利，这就相当于给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增添了负担。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英国涌入了更多的移民，给本国的就业带来冲击。移民增加的越多，政府想要维持原来的社会福利水平，就要投入越多，压力也就越大，所以英国政府就想提高移民的标准，来限制移民的流入，这对欧盟来说是不利的，欧盟显然不会同意。

(3)难民危机点燃英国脱欧导火索

在卡梅伦接手保守党领袖的时候，党内有两派人士对欧盟都不是很认同。一派是质疑待在欧盟能否给英国带来益处的疑欧派;另一派则是已经认定英国继续待在欧盟只会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的退欧派。于是为了安抚这两派以便保持党内的团结，卡梅伦选择了全民公投。然而公投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51.9%的英国民众选择脱欧。学者对投票的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愿意脱欧的都是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也比较低的人群，也就是中下阶层。因为对于难民问题，欧盟声称各个成员国都有均摊难民的责任，而过多的难民涌入英国，会挤压英国的中下阶层人群的就业机会，而且难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素质自然也是极低的。让这些人进入更为发达、文明的社会，对当地的治安问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除此之外，难民还会增加政府的开支，甚至拖垮经济。中下阶层的民众占大多部分，英国履行成员国的责任，分担难民，而难民侵占了这些中下阶层的就业机会，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当然不会同意更多的难民涌入，而阻止的办法就是使英国脱离欧盟。所以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他们在公投时选择脱欧。

金玲(2016)认为英国脱欧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例外主义”欧洲观是英国脱欧深层次历史和文化根源

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受“例外主义”欧洲观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疑欧传统。“例外主义”的欧洲观不仅源于其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性”，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其“帝国情结”，还与其从1815年到1973年形成的“外者”(outsider)身份相关，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特议会民主引发的主权至上观念、独立国际角色的行动自由等方面。上述观念一直贯穿于英国与欧盟的历史关系之中。丘吉尔反对英国加入“联邦化”欧洲时，曾将英欧关系定位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而不是属于欧洲”。1971年英国议会围绕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展开的大辩论的核心命题，和1988年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的演讲，都与今天“留欧”和“脱欧”两派辩论的话语体系一脉相承，核心皆是英国“例外主义”的欧洲观。

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前的议会大辩论中，反对者提出三个核心论点。一是反对共同体农业保护政策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畸高和英国为此承受的巨额负担，力倡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保障在世界市场低价购买农产品的权利。二是保护英国独特的国际角色，免受欧共体约束。对于疑欧主义者，加入欧共体并不意味着英国国际视野的扩展，而是收缩;英国应独立培育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加入欧共体，受其约束。三是避免英国自治的能力面临风险，也即损害英国主权。最具代表性的反对论调是“加入共同体后，英国议会无论何时、就何种问题作出决策，都需要部长理事会，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的批准……我们应能够保证我们的决议不受英国之外任何机构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的演讲亦是以突出英国在欧洲的特殊性为核心，与1971年英国议会辩论的主要观点一脉相承。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上，她强调英国与欧洲文化的传承和联系，但重点是突出其独特性，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避免欧洲大陆陷入单一力量主导而斗争”，凸显其作为“欧洲外者”发挥平衡作用的角色定位。在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则上，她表示：“独立主权国家的意愿和积极合作是建立成功共同体的最好方式……紧密的合作不需要将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或由其任命的机构。”“国家控制的经济只会带来低增长，欧洲不应是保护主义的，”突出主权国家合作的政府间原则、务实原则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明确反对联邦化的欧洲。

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并没有随其“欧洲化”进程而逐渐衰微，其在欧盟内的定位依旧是“一体化中的外者”(outsiderasinsider)，在欧盟范围内推动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领导单一市场建设;在与主权密切相关的政策领域，如货币政策、申根体系等问题上“选择性”退出。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为加强经济治理将更多权能转向布鲁塞尔，源于“例外主义”的疑欧情绪在英国国内急剧上升，欧洲议题在英国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公投进入政治议程而愈加成为最具分裂性的问题。脱欧派积极宣传从布鲁塞尔收回英国的控制权，尤其是控制边境的权力，减少移民，并表示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英国拥有更多发展与新兴国家经贸关系的广泛空间。

(二)欧盟合法性危机的叠加效应

自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尽管英国一直作为欧盟中的“例外”，但长期未在政府高层公开讨论脱欧选项。随着债务危机推动欧盟不断采取加强经济治理的政策，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与欧盟发展进程的矛盾日益尖锐，2010年英国政府首次在最高级别上公开辩论脱欧选项的可能性，从此开启英国脱欧进程。英国脱欧辩论与欧盟民主合法性和功能合法性危机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脱欧结果的出现。

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欧盟机构获得了对成员国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干预权能，日益涉入成员国的政治决策。成员国民主政治与欧盟权能之间的不对称性增加，欧盟民主合法性赤字加剧，是触发英国脱欧进程的重要因素。例如，欧盟加强经济治理的一揽子方案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在传统上属于成员国权能的政策领域内拥有监督和评估职能，有权对违规国家实施制裁;“欧洲学期”(EuropeanSemester)制度，推动成员国财政政策更加紧密的协调，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在成员国预算中的建议和监督作用。上述权能转移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中的议会民主观念冲突。也因此，卡梅伦在2013年针对英国与欧洲问题的演讲中强调“不存在‘欧洲民众’(EuropeanDemos)，成员国议会是欧盟民主合法性和责任性的最终来源”。他指出债务危机是改革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最佳机遇，表示：“我们应该利用机会重塑与欧盟的关系，以满足我们在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合作方面的利益。我认为那意味着更少的欧洲、更少的成本、更少的官僚主义以及更少的规范。”

面对多重危机，欧盟应对不力，功能合法性危机凸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欧盟的合法性更多来自其功能性作用，也即民众认为其是满足公共需求最合适的机构，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附加值。功能合法性是欧盟长期以来“宽容共识”的支柱。但近年来，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问题上的不力，已严重损害了其功能合法性基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恰是在经济和难民问题上，民意表现出对欧盟最不认同的立场。难民问题上，98%的希腊人、88%的瑞典人以及77%的意大利人都表示不同意欧盟的方式，认同最高的国家荷兰也仅有31%的比例支持欧盟方案。经济议题上，仅有6%的希腊人、22%的意大利人、27%的法国人对欧盟应对经济问题的措施持赞成态度。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民众认为欧盟在应对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上的失败。英国民众对留在欧盟的支持率急剧下滑与难民和移民危机的恶化趋势一致，2015年6—10月，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率从61%下降到52%，凸显了欧盟功能合法性危机。

(三)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

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是英国脱欧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贸易和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全球化成果在不同阶层中并非平均分配。技术革新和金融资本流动，会更有利于精英阶层以及适应市场的年轻人，而将那些依赖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老年群体置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强化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社会公平。但是“现代国家被世界市场和本土社会撕裂，干预社会分配的能力下降”。经济和国家化社会之间的裂痕已使世界各地反精英、反建制的极端主义政党兴起，它们鼓吹民粹主义，呼吁重回孤立的民族国家状态。

英国同样面临严重的社会分化，其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贫困的20%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是欧盟中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近年来，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卡梅伦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和调整税收政策，被认为恶化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状，是加速的“撒切尔主义”，英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比20世纪80年代还快。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15年，英国最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2%，而次富裕家庭的收入仅下降3%。英国的社会分化为极端政党动员民粹主义提供了空间。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疑欧的英国独立党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此次公投，疑欧和脱欧力量正是抓住了民众在一体化面前的不安全感，承诺控制边境、减少移民、保护英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争取支持。

英国留欧和脱欧的选票分布，清晰反映了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分化。年轻选民更多选择留欧，55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多选择脱欧;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格兰和伦敦地区选择留欧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专业程度更高的人群选择留欧;不拥有护照、收入越低的群体，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支持脱欧的民众倾向于认为英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移民的进入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遇。

参考期刊：

位青.英国“脱欧”原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中国市场

高云龙;贾扬旭.英国脱欧原因及各方影响分析【J】.河北企业

金玲.英国脱欧:原因、影响及走向【J】.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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