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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陆海相连、山水相依的世界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00 年以来湾区整体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后期成熟阶段，2015 年湾区人均 GDP 接近 2 万美元的发达标准。在这片充满发展机遇的城市群，人们对优质美好生活追求已经由“生活殷实”不断向“生态富裕”拓展，良好生态环境日益成为湾区吸引和留住富有竞争力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的重要要素。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将承载更活跃的人流与物流，面临更复杂的生态文明建设挑战与机遇，湾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其发展的生态资本需求及其可持续性。（原文来自皮匠网，关注“三个皮匠”微信公众号，每天分享最新行业报告）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以土地为媒介的量化区域人类活动的生态资本需求及其可持续性的资源核算工具，包含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两个综合指标。其中，生态足迹，通常从消费角度核算，衡量人类消费行为的生态资本需求，生物承载力则衡量自然提供生态资本的能力。区域生态资本供不足需的状况被称为生态赤字，赤字的幅度越大，说明区域跨时空边界使用生态资本的规模越大。

人类食物消费的生态资本需求，可以用耕地、草地与渔业用地构成的可更新膳食足迹来度量，是人类对自然生态资本的基础性与永恒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自然生态资本的刚性需求。当库存变化可以忽略的情况下，区域膳食型生态赤字反映的是该区域食物消费对外部生态资本的依存程度，它几乎没有弹性，需要其他区域切实提供同等大小的膳食生物承载力空间来支持；相比而言，碳足迹造成的生态赤字部分，聚焦未来发展的生态风险。

本报告核算与报告粤港澳大湾区 2000 年与 2015 年的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状况。其中，香港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数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WWF HK）提供，最新可得核算结果为 2014 年，因而，2015 年香港足迹与承载力使用其 2014 年值，假定两个年度的值在规模与结构上大致接近；其他城市的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由项目组依据“技术说明”部分的方法核算。

湾区以生物承载力衡量的生态资本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2015 年，湾区生物承载力总量为 0.18 亿全球公顷，较2000 年提高了 10.8%。承载力总量区域分布受生态资本分布的影响随距海距离增加而减少，城市间生物承载力变动的方向、程度、机制有所差异。由于人口增长的影响，2015 年人均生物承载力 0.27 全球公顷，较其2000 年水平下降了 17%。与全球 1.68 全球公顷、全国 1 全球公顷的人均生物承载力相比，湾区人均拥有的生态资本严重匮乏，并面临进一步缩减的风险。而且，这些承载力实现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定的生态代价，例如，耕地质量整体退化、海洋特色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衰退、多样化生态服务功能的湿地被转换为单一功能的建设用地。

湾区以生态足迹衡量的生态资本需求量巨大。2015 年，湾区总生态足迹为 2.8 亿全球公顷，人均 4.2 全球公顷，是区域生物承载力的 15.6 倍。2000~2015 年，湾区生态足迹总量与人均水平分别增长了 75% 与 31%，城市间人均足迹变动异质性明显：澳门人均足迹增长了 80%，广州、东莞与中山人均足迹增长了 50%，深圳人均增长最低、不足 9%，其他城市人均足迹增长了15%~35%，使得城市间人均生态足迹差距缩小，生态消费公平性提高。同期，湾区的人均 GDP 的公平性亦提高。湾区现有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均 4.2全球公顷的生态足迹意味着如果全球人口都采用湾区的生活模式，世界一年需要 2.5 个地球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然而，湾区人均 GDP 为 12.65 万元，是中国人均水平的 2.5 倍，反映湾区的生态消费具有相对理性、绿色性，虽然其人均生态足迹超出了全球人均 1.68 全球公顷的生物承载力限额。

湾区生态资本供需平衡结果为完全的生态赤字。2015年生态赤字总规模为 25930.8 万全球公顷，较 2000 年扩大了约 82%，2015 年人均规模较 2000 年扩大了约36%，各类生物承载力组分（建设用地除外）在各个城市均供不足需，是生态赤字的。膳食消费对外地的生态资本依赖度极高且呈扩大趋势，在 2015 年达到 88%。下降的人均生物承载力、增长的生态赤字、增高的膳食空间对外依存度揭示，湾区面临愈趋严重的生态系统服务匮乏挑战。湾区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匮乏的背后，隐藏着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与支持服务下降风险；高度膳食承载力空间对外依存度警示，湾区人口规模已逼近甚至超越了城市生态承载红线。

湾区生态足迹的构成特征揭示抑制与降低生态足迹增长应当多视角“双轮并进”。碳足迹所占比重在 2015 年为 65%，尚未达成峰值；膳食足迹约占30%。碳足迹主要以隐含的形式伴随产品与服务消费而发生：2015 年，25% 的碳足迹隐含于食品消费中，61% 的碳足迹隐含于其他产品及服务消费中；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的碳足迹虽然仅 14%，但是，较2000 年水平倍增。从衣食住行等五大人类活动看，约 80% 的生态足迹来自食物消费与居所消费。各城市的足迹构成具有一定的差异。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赶不上财富增长的步伐，是湾区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抑制生态足迹增长应当从家庭部门与生产部门两个领域推进；在家庭部门，重点是促进食物消费与居所消费两个物流系统的理性、绿色消费；在生产部门，增强生产绿色度与增进效率并重。

生态资本供需矛盾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和香港这些人口规模过 700 万人的城市最突出。这里居住着湾区 72% 的人口、生产了湾区 82% 的 GDP，形成了湾区约 80% 的生态足迹、约 85% 的生态赤字、 90% 左右的膳食空间生态赤字以及 83% 的生态赤字增量。香港、澳门与大陆之间活跃的生物承载力流揭示，生态服务流愈加成为湾区城市间共同发展的纽带。

建设亲近自然的生态可持续城市群，湾区至少需要应对两方面的挑战：在供给端，提供基本充足的本地生态系统服务；在消费端，抑制生态足迹特别是碳足迹的不合理增长。应对的措施是：保护自然生态资本，保护与促进自然生产力；推动减量消费，鼓励可持续生活方式，激励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及增效。

作为一个内部联系合作非常紧密、生态资本极度匮乏的区域综合体与城市群，湾区各城市间生态命运息息相关，因而，湾区规划发展应当生态命运共同体规划先行。在一张科学编制的具有前瞻性、定位好各城市生态角色、红线与格局的生态规划蓝图约束下，各城市创新、协调与共享生态发展成果，共同增强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本底，共同建成优质美好生活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