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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态碳汇可视为给定数值。吸收端生态碳汇取决于森林覆盖率等长期战略,人为规划的上下限范围较窄,且碳通量计算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及实地监测数据,可以视为给定数值。清华大学预测1.5目标下我国2050 年农林业年增汇7.8 亿吨,较2020年的7.2 亿吨仅增加0.6 亿吨/年。我们预计中性假设下2060 年碳汇量可取8 亿吨/年。2)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构成排放端硬约束。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难度较高,按照IPCC 预测,中性假设下到2060 年全球甲烷仅能减排50%60%,氮氧化物仅能减排30%40%。参考我国2014 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结构,甲烷及氧化亚氮合计占比达到86%,农业部门排放
2、量占全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1/3。农业部门一方面存量减排难度极高,另一方面随着未来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的提升,排放量绝对值还面临增长压力,因此构成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硬约束。清华大学预测1.5温控目标下我国2050 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由2020年的24.4 亿吨降至12.7 亿吨,下降48%,内在假设与IPCC 报告及我国当前排放结构一致。IPCC 预测2030 年后非碳温室气体减排曲线极其平缓,我们综合三份报告观点,中性假设下预计2060 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较2020 年减排50%,为12.2 亿吨3)非能源工业活动与基建高度相关,未来具备大幅压减空间。我国2014
3、年非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中非金属矿物质和金属冶炼合计占比接近90%,与基建高度相关。2014 年我国非能源二氧化碳总排放量13.3 亿吨,清华大学预测我国2020 年为13.2亿吨,目前已经进入平台期,预计本世纪中叶随着我国大规模基建的完成,排放量将大幅降低。清华大学预测1.5温控目标下我国2050 年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2.5 亿吨,预计仅保留了化工及少量必要的建材冶金排放。我们预计2060 年碳中和时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50 年进一步压减空间有限,可沿用2.5 亿吨假设。4)能源活动碳排放量取决于碳捕捉技术及可替代能源技术进步速度,存在相对最大的可调节空间。在计算生态碳汇
4、、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非能源工业活动碳排放之后,我国2060 年等效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6.7 亿吨,因此能源活动及碳捕捉合计净二氧化碳排放量需为-6.7 亿吨。碳捕捉包括CCS 和BECCS 两类。碳捕捉从应用上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与化石能源配套,通常所说的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即指此类,安装后可实现化石能源零碳排放;另一类与生物质能配套,缩写BECCS(Bio-energy CCS),由于生物质能本身即为零碳能源,安装碳捕捉装置的生物质能可视为负碳能源。因此,各类学术机构对CCS 和BECCS的归类也有所不同,一种直接将BECCS视为吸收手段,与生态碳汇合计统计,而安装CCS 的化石能源不视为排放源,不计入碳中和平衡计算;另一种将BECCS 与CCS 合计统计,化石能源排放量仍计入碳平衡计算。前者主要见于气候类研究报告,后者主要见于能源结构类研究报告(清华报告采用后者)。当前碳捕捉技术极不成熟,单吨二氧化碳捕捉成本高达40-50 美元,每吨标煤燃烧生成2.66 吨二氧化碳,因此每吨标煤碳捕捉成本超过100 美元,接近我国当前标煤单价。IPCC 也承认碳捕捉技术进步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在其预测的全球2050、2100年电源结构中,配套碳捕捉的化石能源及生物质能下限均接近零,而上限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