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口结构转型和抚养比下降对减贫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出生率下降，抚养比急剧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高，劳动收入推动了减贫。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相对较低的出生率、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 年推出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在 2016 年转变为全面二孩政策，在 2021 年转变为三孩生育政策），以及不断完善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Naughton，2018）。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的比例从 1982 年的 58.8%上升到 2010 年的70.1%，而抚养比则从 62.6%下降到 34.2%，0-14 岁儿童占比从 33.6%降至 16.6%，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每位妇
2、女生育两个孩子。按收入来源对减贫贡献的分析表明，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家庭人口中成年人（14 岁及以上）的比例变化对减贫的贡献在 2%-7%（图 4，左图）。2010 年后，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人口趋势出逆转。根据 2021 年 5 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63.4%，较 2010 年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抚养比上升到 45.9%。中国具备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包括农业现代化、渐进的工业化、有序的城镇化以及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的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一致，中国的增长是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传统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
3、业部门（“现代部门”）驱动的（Lewis，1954）。中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农村地区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抓住城市和海外市场对商品和服务持续增长的需求，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此外，中国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的大量公共投资为经济改革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效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促进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同时期发生的经济改革发展与人口转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转化为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a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来源的数据（劳动力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对总就业的估计不完全一致，但其趋势大致相同。步从农业转向工业，再到服务业。1980-200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4、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78 年，农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不到 30%，但农业劳动力占比近 70%（图 5）。改革开放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Zhu，2012）。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支持并维系了改革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在经历农业高增长后，198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 15%的峰值。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左右，经济增长的重心向工业转移。近年来，服务业成为拉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力量。虽然城乡就业总规模从 1978 年的 4.02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7.75 亿，但农业就业
5、比例却从 69.6%下降到18.3%（Cai，2017）a。考虑到劳动力总供给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与减贫第三章16 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的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于农业以外的部门。服务业和制造业吸收了来自农业的转移劳动力和新进入就业时长的劳动力，每年创造净就业接近 1000 万（Li和 Xing，2017）。在高投资推动下，沿海地区的工业产业集群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吸收了全国范围内由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Long 和 Zhang，2011）。为了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放如何产生强劲且持久的经济效应，必须要理解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包括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土地的平均分配。这些初始条件使中国有别于东欧和苏联等其他转型经济体以及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Bardhan，2012；Ravallion，2009；世界银行，1997；Sachs 和 Woo，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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