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塑社会契约：保险在改善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2022年第3期02 摘要03 主要观点05 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19 收入不平等与保险26 保险有助于改善不平等29 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 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34 附录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摘要收入不平等会对全球经济、社会凝聚力和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冲击，包括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最沉重。收入不平等及中产阶层增长停滞会减少保险保障，压缩了应对冲击的缓冲空间 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保险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降低社会不平等是公共和商业部门共同面临的优先任务。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对社会凝

2、聚力、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它对大多数保险市场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会降低总体保险深度，削弱家庭保障。过去40年来，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显示了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是衡量不平等状况最常用的统计指标。1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普遍高于发达市场，但其程度正持续改善，全球化是主要驱动因素之一。1990年以来，全球化促使巴西和中国等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迅速壮大。相反，美国中产阶层从1980年代占人口将近60%下降到2018年的不足55%。短期而言，经济冲击通常会对较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现状正是如此，乌克兰冲突进一步推升了能源

3、和粮食价格，加剧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全球有2.76亿人正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持久的贫富差距还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它会影响生产力和总需求，从而降低增长。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会削弱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逆全球化、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趋势会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起决定性作用。我们预期，ESG中的“S”(即“社会”)将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收入不平等会对保险需求产生重大影响。1990年以后，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发达经济体中，保险深度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我们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够保持1990年的平

4、等程度，家庭保险保障将会比2019年的实际水平高出约2 520亿美元。如果将其换算成保障缺口，我们估计，199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加剧使得2019年的自然灾害保障缺口扩大了约2.5%。这表明，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在自然灾害中具有保障的资产可增加1.7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身故保障缺口估计扩大了8%，按2019年的保额估算，相当于5.4万亿美元。保险为遭受冲击的家庭提供收入支持，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研究显示，保险可通过鼓励采纳减缓风险的措施来管理风险、挽救生命，从而提升经济增长。保险可提升家庭应对风险的可预见性，从而实现更复杂的经济互动。保险为更优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更公

5、平地分配所产生的收益。改善不平等问题可强化社会契约，增强公众对体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虑制定适当的政策，以缓解当前很多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长期来看，公共和商业部门都有责任采取行动以改善不平等问题。政府应制定政策组合，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机会和成果。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利用风险转移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使风险与收入更公平地匹配，通过转移支付提升低收入人群的风险保障，或通过公私合作模式扩大保险的可保性。商业保险可发挥作用，通过推动产品创新帮助保险保障不足的群体。在当前高通胀的环境中，围绕提高保险产品可负担性的产品设计和政策支持尤为重要。农业保险是缓解严峻的粮食安全威胁的关键手段之一。我们的结论

6、表明，如果政策的转变在未来10年促使基尼系数逐渐下降1个百分点，便可能使发达经济体的保险需求累计新增7 000亿美元。1 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数为1(100%)则表示最极端的不平等。资料来源：F.Solt，“衡量各国及各个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1(3)，2020年，第11831199页。SWIID 第9.2版，2021年12月。hZdWyXyXsQmMqQmO7N9R6MnPpPmOsQeRoOzReRoMtRbRnMqMNZnQsNxNtQwO sigm

7、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0.650.640.488.50%7.30%1.50%82.2888.7364.570.750.840.5917.9019.4032.7012.112.35.4619.06%12.77%14.00%38.6029.3041.800.00110?3.5%3.0%2.5%2.0%1.5%1.0%0.5%0.0%123 12323100主要观点中产阶层的壮大提升了保险深度高贫困率国家的保险需求甚少。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令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中产阶层快速成长。由于可保资产及保险产品可负担性上升，S曲线呈现陡峭向上趋势。高收入国家的中产收入群体规模萎缩，促使S曲线变缓。但

8、不平等的加剧抑制了保险市场发展中等收入国家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及具有弹性的保险需求促使S曲线变陡。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程度加剧及缺乏弹性的保险需求促使S曲线变平。经济冲击(如乌克兰战争)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状况，对弱势群体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战争在高通胀时期推升了食品价格，进一步加剧粮食短缺和生活成本危机，并对最低收入人口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长期来看，我们预期气候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等趋势将对不平等状况产生影响。影响美国、德国和中国不平等状况的驱动因素，现状及历史趋势 美国 德国 中国 政策空间 SRI 宏观经济韧性指数，2021年 当前通胀率 年度通胀率，2022年3月 全球化 KOF 全球化指数，

9、总值，2021年 数字化 世界银行数字应用指数，2016年 气候变化 SRI 气候经济指数，2021年 通胀和失业 痛苦指数，2022年3月 收入不平等 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2021年 基尼系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最新数据对比其他国家当前的排名：高 中 低 最新数值 从全球金融危机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趋势：注：信号灯表示一国的分值处在最高(绿色)、中间(蓝色)还是最低(粉色)三分之一的范围。通胀率若在央行目标+/1%区间，则为绿色；若在目标+/1%至1.5%区间，则为蓝色；若偏离目标+/1.5%以上，则为粉色。箭头表示该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上升或下降。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

10、，气候经济指数箭头为估计值。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资料来源：彭博、SWIID、KOF 全球化指数、世界银行数字应用指数、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瑞士再保险专有指标中产阶层壮大和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利于提升保险需求。S曲线表示经济发展(人均GDP)如何促进保险需求的增长。各国非寿险深度和人均GDP，2019年 人均GDP不平等：低 中 高 传统S曲线注：圆点颜色表示该国最近年份的不平等程度，按基尼系数衡量(从绿色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到红色的不平等程度最高)。蓝线显示S曲线的拟合模型，即保险深度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此前的sigma出版物对此已有讨论。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驱动因素不平等指标非寿

11、险深度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4收入群体199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状况加剧削弱了家庭的风险保障和韧性。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发达市场2019年的巨灾和身故风险的保险保障将会增加约2 520亿美元(6.9%)。这相当于失去了约390亿美元的财产与意外险保障，以及失去了约2 130亿美元的寿险给付。不平等状况变化对2019年各保险业务产生的保费和保障影响(保险损失)估计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基尼系数变动 19902019，百分点 2.1 2.5财产与意外险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1 405 139

12、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60 9 保费，%4.3%6.7%保险损失，10亿美元 39 4寿险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2 268 189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194 8 保费，%8.6%4.0%寿险给付，10亿美元 213 8合计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3 673 328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254 2 保费，%6.9%0.5%理赔总额，10亿美元 252 4注：新兴经济体不含以下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中国、越南、老挝、印度。我们将上述国家归入“转型经济体”，它们已经历重大结构性及/或经济转型，并

13、表现出有别于样本中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趋势。详情参阅“收入不平等与保险”章节。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数为1(100%)则表示最极端的不平等。资料来源：SWIID、瑞再研究院公共和商业部门可以通过转移个人面临的收入风险来改善不平等。公共部门的风险转移机制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公共灾害援助及担当“最终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可与政府建立公商合作模式，提供风险转移服务，并可借助监管框架推动产品和分销领域的创新，扩大保险保障的覆盖范围。公商合作的农业保险计划可以在粮食安全方面发挥支持性作用。改善不平等的风险转移政策组合 旨在改善不平等的政府干预 社会保障风险

14、转移 其他政府干预 为商业保险风险转移提供支持 低收入 减少个人社会保障缴款，通过社会保障 预防损失的激励机制；公共灾害援助；与 为购买商业保险提供补贴(如农业保险、寿险)；(健康、失业、养老)和福利项目转移风险 保险业的公私合作；最终保险人(如住房、为小额保险和数字化分销提供监管支持 机动车、大流行病风险)中等收入 建立基于收入的社会保障缴款，通过社会 预防损失的激励机制；公私合作；最终保 促进商业保险发展；针对寿险/养老保险的税收 保障(健康、失业、养老)转移风险 险人(如住房、机动车、大流行病风险)优惠；针对数字化分销的监管支持 高收入 累进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税、房产 最终保险人(

15、如针对恐怖主义风险的商业担 促进商业保险发展 税、公司税 保)；制定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的政策 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收入群体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4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5平等性问题不平等是指社会成员间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现象，可体现为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异。平等获取基本生活条件，如医疗、教育、司法、就业、技术等，是以平等机会产生收入和财富的必要前提。因为担忧持久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联合国将“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0个目标。平等事关重大，因为当人们认为社会制度偏袒少数人，便可能产生普遍的不满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参见“不

16、平等与经济”)。2,3 拥有庞大而富裕的中产阶层的社会通常具备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如犯罪率较低；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较高；政局更稳定)，因为这种社会在收入及获取基本生活条件方面更公正。不平等还会使民众质疑政府促进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的意愿，引发民众非暴力抗议、蓄意破坏、暴乱和抢劫事件，从而令社会契约的概念遭受质疑。它也会加剧民粹主义，这种政治动向正迎合了那些自身感觉被精英阶层遗弃或忽视的群体。无论在美国、英国、德国、菲律宾或智利，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在利用人们的不平等感，质疑民主合法性，从而赢得更多支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提供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

17、等，以此作为标准化指标。4 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某个时点的不平等程度，有助于对各个时期的状况开展实证分析，并进行国家间的比较。不平等与经济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或许有益，因为它会激励人们积极上进，开展竞争、储蓄和投资。然而，经验证据表明，持续且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根据IMF关于不平等加剧对GDP增长影响的估计，1980年后，由于最高五分位收入人群比例扩大，实际GDP增长率年均降低0.2个百分点。5 经济政策研究院估计，1979年至2012年间，不平等加剧令美国的总需求每年减少约GDP的4%。6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促使富裕的企业家增加投资，从而

18、刺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但上述效应在中高收入国家却适得其反。72“经济不平等与增长有何联系？”，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2014年。3 S.Memon和I.Qureshi，“收入不平等与宏观经济不稳定”，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5(2)，2021年，第758789页。4 F.Solt，“衡量各国及各个时期的收入不平等：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同上。5“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全球视角”，IMF，2015年6月。IMF报告称，最高五分位收入人口的收入份 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对未来五年GDP年增长率产生0.08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最低五分位人口的

19、收入份 额增加同样幅度，则可将增长率提高0.38个百分点。6“不平等令美国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政策研究院，2017年12月。如果将期限缩短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即 19792007年)，需求受拖累估计令GDP增长放缓2个百分点。7“收入不平等对总产出的影响：政策研究工作报告”，世界银行，2015年6月。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社会不平等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社会内部的公平性可以维持政府与国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持续高企的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社会团结，亦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因为后两者都得益于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在持续上升；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在逐渐下降。上

20、述两个趋势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中产阶层规模的变化，而中产阶层规模受全球化驱动。经济冲击通常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最严重的打击：当前的乌克兰冲突令数百万人面临食品短缺和陷入贫困的风险。这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导致的不平等。较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逆全球化、数字鸿沟、气候变化和财政及货币政策是未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当社会中的个人获取资源和机会的便利度不相同时，便会产生不平等。严重的不平等可能会破坏社会凝聚力，令社会契约遭受质疑，导致出现民粹主义和社会动荡。我们以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收入不平等可能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深远影响。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6不平等可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不平等可加

21、剧经济不稳定。图 1：美国家庭债务杠杆率和最高20%(最高五分位)及第三个20%(中间五分位)美国家庭的收入份额，19792020年，指数(1979年=100)人力资本投资减少是正在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影响GDP增长的途径之一。8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将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然而，低收入家庭子女较少的教育机会可能阻碍其获得和拓展技能，限制了其职业选择。上述因素进而会造成劳动者生产力降低、工资减少，使得总体经济参与度也低于更公平的国家。教育投资不足通常会降低代际间的社会流动，从而造成持续的不平等，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9不平等也会加剧经济不稳定，例如产生金融驱动的商业周期。无论是1929年

22、开始的大萧条还是200809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危机爆发前夕都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IMF的研究显示，收入不平等上升会增强高收入家庭的议价能力，使得金融部门规模快速增长。10该机构的研究发现，其余人口的消费受信贷增长支持，从而造成杠杆率大幅上升，最终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收入比飙升(参见图1)。当冲击来临时，债务/收入比上升增加了发生系统性违约的概率，可能使得冲击恶化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危机或衰退。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左轴)中间五分位家庭收入的份额(右轴)最高五分位家庭收入的份额(右轴)资料来源：FRED、国会预算办公室、瑞再研究院8 O.Galor，“不平等、人力资本形成与发

23、展过程”，IZ 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12年1月。9 M.Corak,M.，“收入不平等、机会平等与代际流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3年。10 M.Kumhof 和 M.Ranciere，“不平等、杠杆与危机”,IMF工作报告，2010年。50%70%90%110%130%150%170%190%210%40%45%50%55%60%65%2000062004200220004821980不平等：社会

24、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7 0.200.300.400.500.600.7020000519800.200.250.300.350.402000051980过去30年来，全球范围的极端贫困有所减少，但收入不平等趋势存在差异。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发达经济体比新兴经济体“更平等”。1980年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趋势是不平等程度正在下降。当前(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过去30年来，全球生活处于极端贫困(联合国定义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

25、的人口比例从约43%降至10%以下。这样看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似乎在逐年减少，然而从各国内部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绝非普遍趋势。从基尼系数的绝对数值来看，发达经济体无论总体还是个体都比新兴经济体“更平等”，系数更接近0(参见图2)。但过去40年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21世纪初以来，基尼系数下降是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趋势(但有例外)，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平均收入的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数百万人得以摆脱贫困，步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发达市场的情况恰好相反：中产阶层规模持续萎缩或增长停滞。发达经济体变得更加不平等，新兴经济体变得更加平等 1980年以来，许多

26、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按基尼系数衡量)程度有所上升，但速度各不相同。美国的升幅最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2上升至2019年的0.39。以此衡量，美国是最不平等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与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士，最近的基尼系数却较低，分别为0.26(2019年)和0.30(2018年)。中产阶层人口较多的欧洲国家在全球平等程度排行榜名列前茅。不过，在英国和德国等经济体，基尼系数停滞甚至上升。过去4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分别上升了7个和3个基尼系数点。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趋势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结果参差不齐。例如，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该地区的多个经济体(包

27、括巴西)在应对不平等方面成绩斐然。但总体来看，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参阅“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趋势差异更大。19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收入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国家。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上述国家从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型，比如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11 在1980年代初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升至2009年0.43的峰值。图 2：主要发达经济体(左图)和新兴经济体(右图)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1980-2019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不平等上升 不平等下降 美国 英国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法

28、国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南非 印度 丹麦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土耳其资料来源：SWIID、瑞再研究院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11 M.Ostry、M.Berg 和 S.Kothari，“结构性改革中的增长-平等取舍”，IMF工作报告，2018年。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85%10%15%20%25%30%35%2000062004200220004821980尽管中产阶层规模壮大和极端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是拉丁美洲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图 3：全球各地区

29、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份额该地区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包括存在大量非正规、缺乏技能的劳动力、生产制度存在限制以及设计不当的税收制度。此后，该趋势开始逆转。IMF的研究发现，中国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平等程度历史性上升，而应对该问题的政策举措则成为了驱动近期趋势的主要原因。中国增长模式正在转变，力求更加多样化，更注重内需，更具普惠性。12 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1上升至2015年的0.5，在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二。南非一直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80年代以来的基尼系数超过0.6。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最富裕的1%人口一直占有约24%的平均总收入

30、(参见图3)。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55%的总收入。尽管拉丁美洲在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减少贫困方面已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但情况依然如此。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15%下降至2019年的3.7%。13 同期，基尼系数从平均0.53降至0.46，但其原因更多是由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攀升，而非最富裕的1%或10%人口的收入份额下降。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中东和北非 北美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全球注：该方法基于家庭调查和各国账户等不同数据来源，各国和各时间段的数据可获得性有差异。如果无法获得2019年数据，则使用最新的估计值替代。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IMF的一项研究表明，拉

31、丁美洲近年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投资，其次是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税收增加。14 对拉丁美洲不平等原因的研究证实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因为该地区拥有庞大的非正规就业部门及庞大的非技术工人。15 技术复杂度低和比较优势领域较少是该地区收入平等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设计不当的税收制度、陈旧的国际税收制度及普遍的逃税也限制了税收再分配政策的效力。1612 S.Jain-Chandra 等。“中国的不平等 趋势、动因和政策救济”，IMF工作报告，2018年。13 世界银行，网址：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DuplicateWB.aspx

32、。14 A.Osueke、E.Tsounta，“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5 V.Amarante，“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要素组成分析”，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6年8月。16“拉丁美洲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区，解决办法如下”，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1月。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9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已经萎缩。1990年代后，许多新兴经济体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中产阶层人口增长。全球化促使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上升，同时促使新兴经济体中的不平等下降。

33、福利国家和税收制度的倒退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随着不平等上升，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已经萎缩美国又是典型例子。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开始快速地缩小，从占人口将近60%降到2018年的55%以下(参见图4)。如今，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后几名。西欧国家的中产阶层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2000年初以来同样出现下降/陷入停滞。例如，德国的中产阶层比例从2000年的76%降至2016年的70%。在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自1990年代以来增长了数倍，是全球有史以来中产阶层增长最快的时期。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中国，中产阶层比例也从近乎0增长到2016年的42%以

34、上。这意味着在该期间约有4亿人口脱贫。过去30年中，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和智利的中产阶层也快速增长，增幅在30%至40%之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我们的实证分析及其他研究表明，全球化是新兴经济体(除了少数例外)内部收入不平等降低的(统计上的)显著驱动因素，同时也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17,18 这是因为，全球化对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产生的影响相反。随着1990年代市场的开放，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熟练的低工资劳动力，加上2000年代出现的低成本通讯网络，生产从发达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这个过程帮助新兴经济体创造了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它也使

35、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停滞不前，而资本和知识产权收益上升。社会福利状况和税收制度的差异是促使发达经济体不平等趋势加剧的其他因素。例如，相比美国，欧洲通过累进税制(较高收入家庭的税率较高)进行收入再分配。另外，欧洲的社会保障、现金发放计划、失业福利等转移支付比美国更为优厚。欧洲约有47%的国民收入通过征税进行再分配，而美国这一比例是35%。19 美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幅降低。20在分配收入之前的政策(如劳动力市场法规、最低工资保障及医疗教育享有权)也可解释为何许多欧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而中产阶层比例高于美国。2117 F.Dorn、C.Fuest 和 N.Po

36、trafke，“反思全球化和收入不平等”，欧洲委员会讨论文件，2017年7月。18 W.Keller 和 W.W.Olney，“全球化与高管薪酬”，NBER工作报告系列，2017年5月。19“为何欧洲比美国更平等？”，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20年10月6日。20 C.Gerber 等，“个人所得税的累进：趋势和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21 T.Blanchet、L.Chancel 和 A.Gethin，“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为何高于欧洲高”，Project Syndicate，2019年 11月12日。200005520

37、0520005198070%0%10%20%30%40%50%60%90%40%50%60%70%80%图 4：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百分比，部分国家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南非 印度 荷兰 澳大利亚 挪威 瑞士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土耳其 智利 哥伦比亚注：各国数据可获得性不相同。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即新兴市场中依靠13至70美元日收入(2011年购买力平价)生活的所有人(印度除外)。由于印度收入水平较低，我们使用10至50美元标准。中国和印度的数据仅针对城镇人口。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日收入为25至8

38、0美元。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瑞再研究院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0经济冲击可能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结构性因素则驱动长期趋势。乌克兰冲突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尤其是能源和农业大宗商品的供应并严重影响粮食市场。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导致贫困加剧，韧性较差的国家面临更高的粮食安全风险。未来的不平等：驱动因素和内在风险进入2020年代后仅两年，世界已经历了两个大规模冲击事件：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两者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并会迅速对收入不平等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打击格外沉重，这会导致贫困率上升。但较长期而言，逆全球化和

39、气候变化等结构性因素依然是影响收入不平等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乌克兰冲突会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乌克兰冲突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和伤亡，国内民众流离失所，难民涌向境外。经济后果也同样严重。我们预期，冲突将导致全球通胀率高企、经济增长放缓，且幅度均高于此前预期；同时，我们还预期经济衰退的风险将升高，特别是欧洲。22 当前状况，包括对俄罗斯施加的广泛经济制裁，将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农产品)飙升，令供应链中断及新冠疫情后经济反弹造成的原有通胀压力雪上加霜。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粮食贸易总量的12%，并跻身世界最大的小麦(34%)、大麦(27%)和葵花籽油(73%)生产国

40、之列。23 短期而言，全球粮食市场面临的挑战是替代俄罗斯和乌克兰损失的供应量，这会导致价格上涨。2020年后，全球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参见图11)，原因首先是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随后是乌克兰冲突。时至今年三月，该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4%，达到1974年以来的最高点。例如，2022年2月中旬的小麦价格已经比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高出将近50%，在乌克兰冲突后两周内再度攀升30%。24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依赖度最高的是非洲、中东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国家。埃及是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3月第一周，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50%。25 能源和肥料等重要农业投入品的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扩大对全球食品供应的负

41、面影响。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指出，真正严峻的考验将出现在未来几个月，当下个耕种季节来临之时。26食品价格暴涨将立即阻碍消除极端(收入)贫困的进展。IMF的一项研究估计，2008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参见图 11)令1.05亿人深陷或跌入贫困。2011年食品价格的再次飙升在短期内令4 860万人跌入贫困。27 食品价格上涨将立刻加剧贫困程度，因为价格上涨后的供应调整需要更长时间，而较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当前愈演愈烈的粮食危机有可能导致严重营养不良甚至饥饿的人数大幅上升。相比较来看，由于疫情缘故，2020年营养不良的人数比过去20年的最高峰还要高五倍以上。28 2019年以来，

42、面临严重食品短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35亿增至2.76亿人。29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国家面临的食品短缺风险更高，因为在这些国家，家庭开支中食品支出占比更高(参见图5)。22“sigma 2022年第2期：滞涨：风险再来，但不似1970年代”，瑞再研究院，2022年4月28日。23 J.Glauber、D.Laborde，“俄乌战争将如何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2022年2月24日。24“乌克兰战争将令全球食品市场瘫痪”，经济学人，2022年3月12日25“乌克兰战争对食品的影响蔓延全球，购物者抢购主食”，时代周刊，2022年3月8日26“俄乌战

43、争威胁全球小麦供应”，纽约时报，2022年2月24日。27“第1章：贫困和食品价格动向”，全球监察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3月。28“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202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1年。29“灾难性饥饿”，世界粮食计划署，2022年4月6日。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1通胀率处于几十年高位，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格外严重。疫情已经造成通胀压力，而乌克兰战争更是令通胀雪上加霜。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屡创几十年新高。例如，2022年3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8.5%，英国达到6.2%。高通胀削弱了家庭购买力，且对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的实

44、际可支配收入影响格外严重，这也被称作“通胀不平等”，30 反映出较低收入者的必需品支出相对较多。例如，美国和巴西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分别为 31%和27%，而收入最高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为6%和7%(图6，左侧)。食品价格上涨，加上家庭能源和燃油费用支出增加，加剧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而较低收入家庭承受价格上涨的缓冲能力尤其薄弱(参见图6，右侧)。30 X.Jaravel，“通胀不平等：衡量、原因与政策意义”，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第599629页，2021年。图 5：用于购买食品的消费支出份额，对比收入不平等程度(左图)及SRI宏观

45、经济韧性指数(右图)0%10%20%30%40%50%60%0.200.250.300.350.400.450.500.550%5%10%15%20%25%30%0.00.10.20.30.40.50.70.60.8肯尼亚埃及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美国英国瑞士德国菲律宾尼日利亚安哥拉希腊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巴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南非印度俄罗斯墨西哥中国丹麦芬兰瑞典荷兰瑞士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挪威日本德国美国新西兰智利英国奥地利 基尼系数 SRI 宏观经济韧性指数注：左表：2016年数据。右表：2020年的数据和估计值。资料来源：SWIID、USDA、瑞再研究院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份额用于食品的消费支

46、出份额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2如果衰退风险成为现实，收入不平等可能进一步上升。初步研究提示，新冠疫情可能已经对收入不平等造成负面影响。高频数据显示，疫情加剧了贫富人群、岗位类型、性别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异。如果战争造成经济衰退，收入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经济衰退一般会导致失业和平均收入下降，从而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更严重的打击。2000年代，巴西曾成功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但在2014-2016年期间，该国遭遇了最深重的经济衰退，导致超过46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因此，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14年的5.6%上升至2017年的7.7%。31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

47、是逆周期的，高失业率和工资下降会令低收入家庭的相对状况恶化。32新冠疫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初步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性别和种族就业等领域早已存在的不平等，从而令收入不平等恶化。由于统计数据公布存在时滞，我们尚无法充分了解疫情如何影响各国基尼系数等指标。但IMF的早期研究估计，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新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可能上升了2.6个百分点，接近2008年水平，这意味着逆转了10年的成果。33 世界银行的模型预测，2019年至2020年间，34个新兴低收入国家中有2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出现上升，倘若不发生疫情，则只会有11个国家上升。34某些高频数据也显示了新冠疫情对不平等的影响。

48、例如，亿万富豪的财富数据表明贫富差距扩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十大富豪的财富从6 860亿美元增加至1.2万亿美元，增幅达三分之二，而99%的人口出现收入下降。35 在劳动力市场，特定行业与性别及种族的工作者在疫情期间遭遇的打击更严重。近距离接触服务业和低工资的一线岗位的失业状况格外糟糕。“零工经济”中的非正规工作者也受到影响，在某些情形中，他们不属于留岗休假计划和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与此同时，由于照料子女和提供居家教育等原因，女性离开劳动人口的比例高于男性，这种现象称为“女性经济衰退”。在全球层面，2020年女性失业率(5.0%)高于男性(3.9%)，令近年来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部分进步付之

49、东流。36 疫情还加剧了就业领域的种族不平等。例如在美国，相比2019年，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工作者的失业率差距平均扩大了1.3个百分点。3731“巴西共享繁荣逆转”，世界银行集团，2020年7月31日。32“需求构成和收入分配”，IMF工作报告，2014年12月。33“世界经济展望：漫长而艰难的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34“新冠疫情与经济不平等：短期影响和长期后果”，政策研究工作报告，世界银行，2022年1月。35“福布斯第35个年度全球亿万富豪名单：事实与数字 2021”，福布斯，2021年4月6日。36“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比预期严重”，ILO，2021年10月27日。37

50、 L.Monte、D.J.Perez-Lopez，“即使考虑到疫情前的社会经济差异，新冠大流行疫情对黑人家庭的冲击 超过白人家庭”，美国人口普查局，2021年7月；“民众失业率”，美国劳工统计局，2022年1月。图 6：家庭食品支出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按收入五分位划分(左图)；美国平均每个家庭的富余现金，按收入五分位划分(右图)最低 第二 第三 第四 最高 最低 第二 第三 第四 最高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五分位 巴西 美国注：左图：美国数据截止2020年；巴西数据截止2018年。右图：数据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料来源：左图：美国劳工统

51、计局、IBGE、Imaflora、瑞再研究院；右图：美国经济分析局，Insights:State of Play，KKR，2022年3月 0%5%10%15%20%25%30%35%010 00020 00030 00040 00050 00060 00070 00080 000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3欧洲等地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有助于缓解新冠疫情的影响。几个关键主题正在塑造不平等趋势。全球化触顶后的逆转可能影响未来的不平等状况。数字鸿沟和收入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趋势。虽然上述变化显示不平等状况可能已经加剧，但有些国家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

52、策，以缓解负面影响。虽然单独研究政策的影响并不全面，但对27个欧洲国家的模拟发现，倘若不采取政策措施，2020年的相对基尼系数将会上升3.6%，而采取政策措施后则下降了0.7%。38收入不平等的未来驱动因素我们认为，如下几个主题将成为影响各经济体未来收入不平等趋势的日益重要的驱动因素。全球化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此后出现逆转趋势，而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39 许多公司和政府正将生产转移至平行的供应链，并且/或者“回迁”业务。40 地缘政治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乌克兰冲突之后。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谈到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并表示需要将供应链向“朋友圈转移”，到受信

53、任的国家。41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消除发达经济体早先的不平等上升。但从实际收入角度看，产业链回迁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更大幅度减少较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数字鸿沟”是指以下方面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速度和宽带覆盖率)；普惠性(如宽带的可负担性)；制度(包括对本地宽带替代解决方案的限制)和不同收入及社会群体(如年龄、种族、农村与城镇)的数字化应用的使用能力。42 数字鸿沟和收入不平等会自我强化：这是弱势群体与富裕及中产阶层之间的鸿沟。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更明显(参见图7)。这种鸿沟加剧了国家内部不平等，处境不利者面临学习和就业方面的障碍。43许多政策制定者已在着

54、重解决这个问题，但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例如研究表明，美国当前两党达成协议，向全体美国民众提供宽带，但面临至少1 750亿美元的投资短缺。4438 V.Almeida、S.Barrios、M.Christl等，“家庭收入与大封停期间财政政策措施的缓冲效果”，“税收与结 构性改革JRC工作报告”，2020年第6号，欧洲委员会，2020年。39 D.Irwin，“自二战以来，全球化首次出现倒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4月23日。40“sigma 2020年第6期 减少全球供应链风险”，瑞再研究院，2020年9月11日。41 财政部长耶伦在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G7

55、和G20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2022年4月21日。42 B.Chakravorti，“如何缩小美国的数字鸿沟”，哈佛商业评论，2021年7月20日。43 M.Garca-Escribano，“互联网使用率低下驱动不平等”，IMF，2020年6月29日。44 B.Chakravorti，“如何缩小美国的数字鸿沟”，同上。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4图 7：各地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2020年气候变化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产生的影响不相同。全球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城镇 农村资料来源：“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状况”，ITU，2021

56、年11月15日，瑞再研究院气候变化可能会令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它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格外严重的影响，且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新兴经济体更加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因此更易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证实，当气候灾害来临时，新兴经济体遭受的损失占收入的比例更高。45 其次，这些国家的资源比富裕国家少，更难适应气候变化，也难以采取减灾措施。近期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令超过1亿人口(大多位于新兴经济体)陷入极端贫困。46 我们的内部研究估计，如果未实现巴黎协定及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全球届时将会损失多达10%的经济总量。非洲和亚洲新兴市场低收入国家承受的经济影响要远远高

57、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参见图8)。45 “气候变化经济学：不能选择不作为”,瑞再研究院，2021年4月22日。46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与贫困：避免最糟糕的影响”，世界银行，2020年10月7日。0%20%40%60%80%100%图 8：到205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潜在GDP损失 东盟 中东和非洲 亚洲新兴市场 全球 南美洲 亚洲发达市场 欧洲 经合组织 北美洲注：数字显示我们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影响/不确定性的模拟。显示的数值代表在2.6C 无缓解情景下，与巴黎协定“远低于2”的升温目标得以实现的情景相比，到本世纪中叶的额外GDP损失。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 0%5%10%15%20

58、%25%30%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5对ESG中“S”(社会)的强调将对投资者更加重要。图 9：全球社会债券发行额，10亿美元经济政策正统观念正在转变，会对不平等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私营资本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积极改变不平等状况。ESG中的“S”是指多样性、普惠性及平等性等社会事项，一直是未被充分重视的投资题材和风险因素，但这种状况正快速改变。投资界在日益庞大的可投资资金池的支持下，正越来越强调“S”。随着政府努力缓和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社会债券的发行额达到新高(参见图9)。47 2017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连结债券

59、覆盖了许多社会相关的目标，此类债券预期也将对缓解不平等有所帮助，但需要增加发行量。48 ICMA率先确立了绿色债券原则，并发布了更全面的社会债券原则。随着透明度、披露及报告的改善，此举预期将进一步吸引投资者关注这一新出现的资产类别。49资料来源：Refinitiv Eikon货币和财政政策正统观念的转变也会对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新冠疫情应急刺激措施导致的债务增加可能会加剧代际不平等，将偿债压力传递给未来几代人，并限制各国承担更多债务以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高债务水平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决策。财政空间有限的各国央行可能保持比理想水平更高的通胀率及更低的实际利率，此举可能令实体资产拥有者获得比固定收

60、益资产和名义养老金申领者更多的收益。47 社会债券用于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提供资金，如可负担的基本基础设施、必要服务(如供水)、可负担的住 房、产生就业及社会经济进步和赋能。48“世界银行推出首只SDG连结债券”，IISD，2017年3月16日。49“社会债券原则”，国际资本市场协会，2021年。05020152014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6美国痛苦指数反映了高通胀带来的压力日益增加。图10：美国痛苦指数的演变，19712022 在上述三个不平等驱动因素方面，如果就指标的绝对水平而言，美国和

61、德国当前的状况略优于中国。美国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50 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相加，可综合反映家庭经济状况面临的两个主要压力因素。这个概念起源于1970年代，随滞涨的发展应运而生。当时，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居高不下。如今，高通胀已将美国的痛苦指数推升至12.1，位居1971年以后全部指标值的第76个百分位(参见图10)。通胀与不平等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51 这显示了当前的高通胀正推升不平等。此外，通胀率高涨会带来生活成本的挑战，它们会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格外严重的影响。衰退 美国痛苦指数注：痛苦指数是将总体CPI与失业率相加。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彭博表1概述了美国、德国和中国在三个不平等驱动因素方面相对于

62、其他国家的现状(参见信号灯)及其历史趋势(参见箭头)。综合来看，美国和德国目前的表现略优于中国，但这种状况完全可能改变。令人鼓舞的是，虽然就绝对数值而言，中国在上述部分驱动因素和指标的表现上可能逊色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呈现出不断改善或保持平稳的趋势。相比之下，美国和德国的指标在某些情形中出现方向性的恶化。全球化指标的高分对美国/德国与中国的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是相反的(参阅“随着不平等程度上升，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已经萎缩”)。50“经济透视：别让就业市场愚弄你，经济已深陷困境”，瑞再研究院，2022年3月16日。51 M.Balcilar 等，“美国各州通胀率与不平等的关系；半参数方法”，Qu

63、ality&Quantity，第52卷，2018年。05720000720052003200959371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7社会契约是个人与国家为实现社会和平而达成的隐性协定。新冠疫情同时损害和重塑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契约。不平等与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个人与国家就各自的权利、责任和期望达成的隐性协定，目的是令社会和平共处。52 在实践中，这是指个人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以换取政府提

64、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在个人穷困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契约正在弱化，这不仅涉及较低收入人群，还包括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感受到各方面压力，比如美国医疗和教育费用的增速超过工资的增速；欧洲实际养老金下降及住房成本上升；持续壮大的零工经济中不确定的劳工权利等。53 其结果是公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度降低，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民众普遍的不满渗透到政治领域，民粹主义者呼吁制度改革。2016年，伴随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民粹主义达到顶峰。在新冠疫情期间，较低技能工作者遭遇劳动力市场下挫的重创。尽管政府制定了力度空前的扶持措施，但仍不足以获得民众的认可。这表明，从财务角度看

65、，公民对政府的期望上升。54 在部分新兴经济体，政府推行了现金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此举可能通过改变公民对政府责任的期望，从而逐渐重塑社会契约。然而，居高不下的债务及随之而来的财政资源减少可能制约这些政府应对未来长期危机的能力。在其他地区，许多民众通过抵制疫苗接种强制令和封锁措施来挑战国家权力。此类行动进一步损害了已经弱化的社会契约，并积累起不信任感，使得国家与个人难以协调不断变化的社会契约的定义和期望。52“定义社会契约”，Britannica。53“承受压力：受挤压的中产阶层”，经合组织，2019年。54 有人指出，社会契约在新冠危机期间部分续订，即使是暂时的。“新冠疫情复兴了发达经济体中的

66、社会契 约 目前如此。一旦危机消退，什么会延续下来？”麦肯锡，2020年12月。表 1：美国、德国和中国不平等相关驱动因素和指标的现状及历史趋势0.650.640.488.50%7.30%1.50%82.2888.7364.570.750.840.5917.9019.4032.7012.112.35.4619.06%12.77%14.00%38.6029.3041.800.00110?3.5%3.0%2.5%2.0%1.5%1.0%0.5%0.0%123 12323100影响美国、德国和中国不平等状况的驱动因素，现状及历史趋势 美国 德国 中国 政策空间 SRI 宏观经济韧性指数，2021年

67、当前通胀率 年度通胀率，2022年3月 全球化 KOF 全球化指数，总值，2021年 数字化 世界银行数字应用指数，2016年 气候变化 SRI 气候经济指数，2021年 通胀和失业 痛苦指数，2022年3月 收入不平等 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2021年 基尼系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最新数据对比其他国家当前的排名：高 中 低 最新数值 从全球金融危机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趋势：注：信号灯表示一国的分值处在最高(绿色)、中间(蓝色)还是最低(粉色)三分之一的范围。通胀率若在央行目标+/1%区间，则为绿色；若在目标+/1%至1.5%区间，则为蓝色；若偏离目标+/1.5%以上，则

68、为粉色。箭头表示该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上升或下降。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气候经济指数箭头为估计值。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资料来源：彭博、SWIID、KOF 全球化指数、世界银行数字应用指数、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瑞士再保险专有指标驱动因素不平等指标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18近期粮食价格暴涨可能加剧社会对立，增加社会动乱。图 11：粮食价格上涨与社会动乱近期粮食短缺情况的恶化可能加剧社会对立，触引发社会动乱。一项研究发现，在19902011年期间，粮食价格上涨引发了更严重的社会动荡。55 例如，2007年至2008年的粮食价格飙升造成多个非洲国家、海

69、地和也门的动乱。2010年至2011年间粮食价格暴涨后，便发生了称作“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荡风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更深远的后果，包括政府倒台(埃及、突尼斯)及/或内战(叙利亚、也门)。56 粮食危机暴乱 阿拉伯之春注：所显示的数据截止2022年3月末。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瑞再研究院55 M.Bellemare，“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波动与社会动乱”，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4年6月。56“食品价格上涨与社会动乱：美联储危机对策的阴暗面”，Foreign Policy Magazine，2020年5月。02040801

70、2060202022200006200420022000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全球粮食价格指数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19不平等会对保险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保险需求得益于中产阶层快速增长和不平等下降。图 12：保险深度与人均GDP，2019年经济增长是保险需求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但增长不会完全等量转化成保险需求，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有不同的保险消费倾向。这会影响个人购买保险保障，保障自身免受巨额费用冲击的能力。我们使用76个国家30年来的年度保费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与不同险种保险需求

71、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中产阶层的规模和增速、不平等都与保险深度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瑞再研究院过往研究中描述的S曲线显示了经济发展与保险深度之间的关系(参见图12)。较不发达国家通常更不平等，中产阶层规模较小，贫困更严重，保险深度也较低(图12中的“1”)。较发达国家通常更平等，中产阶层规模较大，保险深度较高。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是经济加速发展(由人均GDP代表)导致更强劲的保险需求增长，最终导致保险深度上升(图12中的“2”)。驱动因素包括：中产阶层壮大；可保险资产增加；保险产品的可负担性改善；随着不平等程度下降，有更大比例收入用于购买保险。人均GDP不平等：低 中 高 传统S曲线注：圆

72、点颜色表示该国最近年份的不平等程度，按基尼系数衡量(从绿色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到红色的不平等程度最高)。蓝线显示拟合的S曲线模型，即保险深度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此前的sigma出版物对此已有讨论。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收入不平等与保险严重收入不平等会对保险需求和保障覆盖产生显著影响。新兴国家中产阶层快速壮大推动了保险需求的增长，而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中却因不平等的上升阻碍了保险市场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基尼系数与1990年相同，其保险保障将会比实际高2 520亿美元(8.4%)。在我们研究的一组新兴经济体中，1990年以后不平等下降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财产与意外险的保

73、障提升了约90亿美元，但寿险保障却减少了80亿美元。这反映了在更平等的社会中储蓄率有所不同。按保险金额计算，发达经济体的身故和自然灾害保障缺口将会分别缩小5.4万亿美元和1.7万亿美元。0110100?美国?印度3.5%3.0%2.5%2.0%1.5%1.0%0.5%0.0%123非寿险深度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0在发达市场，过去30年中基尼系数上升与保险深度增长放缓存在相关性。图 13：发达经济体总体保险深度平均增长率，对比基尼系数平均增长率，19902019我们研究了不平等与不同险种的保险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保险覆盖不平等加剧会抑制发达经济体的

74、保险需求发达经济体过去30年的趋势表明，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国家的总体保险深度增长也较低(参见图13)。我们发现，总体保险深度(总保费收入占名义GDP的份额)的平均变化与国内收入不平等变化(体现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过去30年来，日本、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快速上升(平均每年增长0.5%左右)，而其保险深度增速则在发达经济体样本中排名靠后(年均增长率低于0)。同样，1990年代以后，在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希腊和葡萄牙等经济体，其保险深度的增幅均名列前茅(年均增长率约为3%)。基尼系数平均增长率注：数字显示保险深度(深度是保费总额占GDP的份额)年均增长和基尼系数

75、的平均变动。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保险需求：定量方法 我们分析了保险深度增长与不平等程度的关系，以了解后者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保险需求的影响。我们研究了保险深度(定义为保险收入占GDP比例)的12个不同的面板回归模型。模型模拟了1990年至2019年期间，包含特定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控制变量、基尼系数、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及其他控制变量(参见表2)，从而估算出保险深度对不平等的弹性。2%1%0%1%2%3%4%5%6%0.4%0.2%0.0%0.2%0.4%0.6%0.8%1.0%?保险深度平均增长率收入不平等与保险表 2：保险深度对基尼系数的估计弹性保险深度对基尼系数的弹性

76、国家数量 财产与意外险 均值 寿险 均值发达经济体 23 0.5 至 0.3 0.4 1.3 至 0.7 0.9新兴经济体 39 1.0 至 0.6 0.9 0.8 至 1.2 1.0(不含转型国家)包含的其他变量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全球非寿险费率指数 CPI 通胀 金融发展指数 金融发展指数注：表格显示不同险种保险深度的12个面板回归对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和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我们对不同模型规格和控制变量的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共线性，系数的数值区间较宽。我们使用平均值进行下一步建模。回归覆盖1990年至2019年期间，包含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资料来源

77、：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1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平等均不利于家庭的财产与意外险保障但会增加新兴经济体储蓄型寿险产品的需求。我们预期，新兴经济体最终会像发达经济体那样，储蓄与寿险之间会显现同样的负相关关系。转型经济体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遵循不同的增长和不平等模式。财产与意外险：不平等程度越高，家庭保障越少我们的回归结果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平等均不利于家庭的财产与意外险保障。无论是发达还是新兴经济体，越不平等的社会购买财产与意外险的倾向也越低。表2显示，基尼系数每上升1%会令发达经济体的财产与意外险深度降低0.3%至0.5%(第1行)，新兴经济体

78、降幅更大，达到0.6%至1.0%(第2行)。这种显著的影响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中均表现明显。原因在于，用于购买财产与意外险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通常随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下降。因而，在较富裕群体财富占GDP份额较高的国家，用于获得保险保障的支出占总收入的份额则较低(请参阅“收入、支出差异和保险需求”)。寿险：新兴经济体中的不平等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不平等对寿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寿险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负相关，而在新兴经济体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估计，基尼系数每上升1%会导致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寿险深度下降0.9%，而新兴经济体的保险深度却会上升1%。储蓄模式的差异可以解释新兴

79、经济体市场的正相关性，因为储蓄型产品约占全部寿险保费的80%。收入较高的群体其收入用于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比例一般较低，而用于储蓄的比例较高。较不平等经济体的储蓄倾向较高，因而储蓄率也较高(请参阅“收入、支出差异与保险需求”)。寿险是新兴经济体的一种重要储蓄产品。在这些经济体中，其他零售投资产品的金融市场较不发达。因此，购买寿险的倾向与这些经济体的储蓄率呈正相关性。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发达经济体，寿险储蓄产品与更多的零售储蓄产品相互竞争，储蓄率与寿险拥有率呈负相关性。较高收入群体购买寿险储蓄产品的倾向下降。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与寿险深度呈负相关性。我们预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更多其他零售储蓄产

80、品的出现，新兴经济体中不平等与寿险购买之间的关系也会同样逐渐呈现上述负相关关系的模式。我们研究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重大的结构及/或经济转型，表现出与我们样本中的其他经济体不同的增长和发展趋势。57 这些国家主要位于亚洲和东欧，1990年代和2000年底初，它们从计划经济为主转变成为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将印度纳入该组样本，因为印度在1990年代后经历了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在经济和保险市场强劲增长的同时，转型经济体也经历了不平等程度从较低基数大幅上升的过程。这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不平等伴随保险市场的增长而下降。然而，不平等指标的趋势及其与经济和保险市场发展的

81、显著正相关性均不可笼统推广至转型期之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上述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就结束了。我们预计，上述转型经济体的未来发展模式会更接近其他新兴经济体。因而，我们将其排除在我们的评估之外。5857“转型经济体：从IMF视角研究进步和前景”，IMF，2000年11月3日。在我们的研究中，转型经济体包 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中国、越南、老挝、印度。58 关于转型经济体不平等上升驱动因素的讨论，请参阅 P.Mitra 和 R.Yemtsov，“转型经济体中的不平等上 升：是否还会加剧？”，世界银行，2006年。收入不平等与保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

82、22年第3期22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基尼系数变动 19902019，百分点 2.1 2.5财产与意外险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1 405 139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59.8 9.3 保费，%4.3%6.7%保险损失，10亿美元 39 4寿险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2 268 189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194.1 7.5 保费，%8.6%4.0%寿险给付，10亿美元 213 8合计 直接保费收入，2019年，10亿美元 3 673 328 估计影响：保费，10亿美元 253.9 1.8 保费，%6.9%0.5%理赔总额，10亿美元 252

83、4注：新兴经济体不含以下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中国、越南、老挝、印度。我们将上述国家归入“转型经济体”，它们已经历重大结构性及/或经济转型，并表现出有别于样本中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趋势。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而系数为1(100%)则表示最极端的不平等。资料来源：SWIID、瑞再研究院我们使用估计弹性，针对不平等对保险需求的历史影响进行建模。发达经济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家庭风险保障下降。不平等使得成熟经济体的财产与意外险和寿险与健康险需求减少了250亿美元。在建模的第二步，我们使用表2中显示的估计弹性来

84、校准对保费的估计，假设2019年的基尼系数与1990年相同。估计的变动应用于观察到的2019年直接保费收入，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并未对健康险建模。在许多国家，健康险的产品设计、承保、定价等领域均受到明显的政府干预。总体：不平等上升降低了风险保障 在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中，经济发展与保险深度都呈现正相关性。这意味着，随着国家富裕程度上升，家庭和个人获得了更高的风险保障。然而平均而言，自199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对保险深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影响因业务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平等降低了发达经济体的保险需求我们的模型估算表明，如果各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保持在1990年水平，发达经济体201

85、9年的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将会比实际水平增加600亿美元或4.3%(参见表3)。这相当于失去约390亿美元的预期对财产与意外险损失的保障。更明显的是，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寿险保费将会比实际增加将近1 940亿美元(8.6%)。这相当于失去2 130亿美元的寿险赔付。在我们的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保险需求分别承担了占2019年财险与意外险保费56%及占寿险保费1114%的不利影响。美国是受绝对影响最大的保险市场。美国因不平等上升而失去的保费收入估计超过1 000亿美元。北欧国家芬兰、丹麦和瑞典受相对影响最大，2019年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减少7%以上，而2019年寿险保费减少16%以上(参见表4)

86、。表 3：1990年以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对2019年保费和保障(保险损失)造成的影响估计，按保险业务收入不平等与保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3相比不平等不变的情形，发达经济体的保障缺口显著增加。新兴市场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寿险和财产与意外险需求产生了此消彼长的影响。尽管不平等程度上升，转型经济体仍提升了保险增长率；这种一次性趋势将在未来发生改变。最后，我们对发达经济体不平等上升对保险保障缺口的影响进行建模。我们估计，由于不平等上升，2019年的自然灾害保障缺口约比不平等保持在1990年水平的情形增加了2.5%。也就是说，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原本可获自然灾害风险保障的资

87、产价值将增加1.7万亿美元。我们还对身故保障缺口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建模。结果表明，2019年发达市场的身故保障缺口将会比1990年后不平等未上升的情形扩大8%(相当于5.4万亿美元的保额)。不平等趋势在新兴经济体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更加复杂。如果没有转型国家，1990年以后，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样本的平均基尼系数降低了2.5个百分点。财产与意外险受到的平均影响为直保收入增加90亿美元(占2019年直保收入的6.7%)，寿险受到的影响为直保收入减少80亿美元(4%)。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给巴西、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的财产与意外险市场带来约两位数的增长。对巴西影响的结果

88、是财产与意外险保费新增超过20亿美元(参见表4)。然而，不平等程度下降产生的影响令这些市场2019年的寿险保费减少了10%以上。就巴西而言，寿险保费将会比不平等保持1990年水平的情形减少40亿美元以上。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如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埃及)，寿险行业因此受益(参见附件中的表9)。1990年以后，转型经济体的不平等平均上升了5.9个百分点。但这些经济体并未因此呈现统计上可识别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国家相当比例的人口摆脱贫困，加入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队伍。上述转型伴随正规就业增加、普惠金融及保险的发展，这些因素促使保费的增速远超经济增长率。如今，这个国家有许多已走出转型期，

89、基尼系数在2000年代中后期触顶(如中国、俄罗斯、波兰、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展望未来，我们预期不平等也会成为阻碍这类国家保险增长的潜在不利因素。收入不平等与保险表 4：1990年以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计造成的2019年直接保费收入减少(增加)基尼系数，2019年 1990年后 2019年财产与意外险 模型影响，2019年寿险保费 模型影响，或最新可获得数据 基尼系数变动 保费收入，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收入，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芬兰 26 5 5 0.5 10%24.1 5.2 22%丹麦 26.6 3.9 8.6 0.6 7%27 4.2 16%瑞典 2

90、6.3 3.9 9.1 0.6 7%28.3 4.5 16%德国 29.3 3.9 88.6 5.6 6%104.5 14.6 14%日本 32 3.9 87.3 5 6%311.1 39.3 13%美国 38.6 4.1 702.6 34.2 5%633.6 68.6 11%秘鲁 44.1 8.4 1.8 0.3 15%2.1 0.3 14%泰国 39.1 5.4 7.7 0.9 11%18.1 2 11%巴西 48.3 6.3 20.5 2.2 11%41.3 4.3 10%墨西哥 42.8 5.5 11.8 1.3 11%14.1 1.4 10%阿根廷 37.6 4.5 8 0.8 10

91、%1.3 0.1 10%马来西亚 39.9 4 4 0.3 8%12.6 1 8%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4高收入消费者购买财产与意外险的支出占收入比例较小在所有收入水平下，健康险支出均缺乏弹性。图 14：2020年美国家庭的健康险和车险支出占税后收入的比例，按收入五分位高通胀的预期影响之一是导致低收入家庭负担保险的能力下降。收入、支出差异与保险需求对不平等影响保险深度的一个解释是，消费者购买个人保险的倾向会随收入而变化。我们通过分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来阐明这个观点(参见图14)。59 处在收入分布最低五分之一的人群在车险上的支出平均占收入的5%，而处于收

92、入最高五分之一的人群这一支出比例仅为1%。因而，较富裕家庭对车险和健康险等产品的需求增幅低于收入增幅。机动车责任的风险敞口更多地与驾车地点和里程有关，而非驾驶员的收入水平。在许多国家，车险属于强制险；由于缺少公共交通方案，驾车通勤往往必不可少。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车辆拥有率(每个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的增速也比收入增长更高，但收入最高群体的车辆拥有率增速则低于收入增长。60 因此，购买车险的支出占收入比例会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健康险支出也呈现相似情况。最贫困的20%人口的健康险支出占收入的13%，但对最富裕的20%人口来说，这一支出占收入比仅为5%。就健康险而言，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远低

93、于1，这反映出健康险属于必需品而非奢侈品。61 相比总体保险需求，收入差异可能对投保人在不同健康保险计划之间的选择产生更大的影响。由于负担能力有限，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与非强制健康险需求呈现正相关性。最低五分位 第二五分位 第三五分位 第四五分位 最高五分位 车险 健康险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瑞再研究院低收入家庭负担保险的能力下降是现今高通胀环境的预期影响之一，而后者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冲突产生的经济影响。这是因为，上述家庭已将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购买食品和能源(参见图6)。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涨幅超过了核心通胀率及工资增幅。而作为必需品，食品和能源的购买是很难减少或替代的。因此，

94、我们预计生活成本危机将会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保险需求，因为风险保障解决方案往往不会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而投保率的下降必将进一步降低社会最脆弱群体的财务韧性。59 美国劳工统计局，“表1101.税前收入五分位：年度开销平均值、份额、标准差和离差系数”，消费者开 销调查，2020年。60 我们使用2018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各收入十分位拥车率数据，对拥车率的收入弹性进行建模。最高两个 收入十分位的弹性降至1以下。61 例如请参阅 T.Cheng，“收入如何影响我们的医疗决定”，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0%3%6%9%12%15%收入不平等与保险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5中产阶层

95、收入增加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强劲的正面影响。提升中产阶层的收入可刺激保险需求，增强这些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保护他们免受灾难性的财务冲击。而最高收入群体赚取的额外收入并不会转化为同样的额外需求，因为该群体不会面临购买力方面的风险，且有更多的替代方案来抵御风险，如金融资产和信贷便利。这些需求特征表明，降低收入不平等将会提升保险需求。相比较高收入阶层赚取的相同单位收入，较低收入阶层赚取的单位收入将会转化为更大的保险需求。这表明，通过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来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国家，其保险需求将会增长。发达经济体不平等上升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效果恰好相反：中产阶层规模停滞不前会对保险保障的增长及家庭财务韧性产生不

96、利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保险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6保险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提高经济增长率，提升社会安全感。财产与意外险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保险可保障资产和收入免受冲击事件的不利影响，鼓励社会承担风险和投资小企业，提高教育和健康的平等性。保险可服务于社会的各个环节，在家庭面临巨额开支，失去资产或赚取收入的能力时提供财务纾困。对最弱势的群体来说，保险提供的保障尤其重要。如果没有保险，如果发生严重的冲击事件，中低收入家庭很可能再度返贫。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某位成年家庭成员意外死亡后会跌落至低收入五分位的群组，20%家庭则会陷入贫困。62 2007年的一份调查研究发现，20

97、10年全球因医疗开支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人数达8.08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12%。63 此外，研究还显示，保险可通过管理风险及调动国内储蓄来提高经济增长。64 保险可增加家庭收入的可预见性，从而实现较复杂的经济互动；通过支持更优决策，保险可以对成果进行更公平的分配。因此，保险能够形成正向反馈 更高的保障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社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增长反过来能够刺激保险需求和提高保险深度。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佐证保险与降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在新兴经济体中，保险尤其是实现普惠增长的必要条件。财产险的保障促使银行能够对大型项目提供贷款；寿险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商业健康险可帮助政府将资源投向较贫困的社会群

98、体。65 实证文献支持上述观点。例如，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的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增长后，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绝对水平(及增速)的降低。6662 A.Corden等，“配偶死亡的财务影响”，纽约大学工作论文，2008年12月。63 A.Wagstaff等，“133个国家灾难性医疗支出的进步：回顾观察研究”，The Lancet Global Health，6(2)，2018年。64 M.Arena，“保险市场活动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政策研究工作报告第 4098号”，世界银行，2006年。65 R.Lester，“保险与普惠增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99、，2014年6月。66 Lee I,等。“保险市场发展与收入不平等”，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Consumers，2(1)2017，4353。保险有助于改善不平等通常保险业会受益于不平等程度下降，同时也会有助于改善不平等。保险通过降低遭遇冲击事件的家庭所面临的不平等后果，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有力手段。在各个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韧性的关键。寿险可能比财产与意外险更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尤其在发达经济体。高投保率也使得政府能够承担天气灾害损失，保护社会项目，从而增强增长潜力和社会韧性。表 5：保险提高韧性的途

100、径 微观/家庭层面 宏观/社会层面财产与意外险 在发生财务损失后提供赔付；稳定长期财务规划(如教育、提高巨灾(自然灾害、大流行疫情)风险韧性；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保证社会规 退休储蓄)划顺利进行 激励有助于减少损失的行为 损失减缓措施的正外部效应，包括减少未投保的损失 有助于贷款发放，以便家庭和企业开展投资 改善金融普惠和经济增长潜力寿险与健康险 寿险和失能险可保障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收入，稳定长期 长期风险和资本保障可支持更持久的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 财务规划(如教育、退休储蓄)可作为社保养老金的补充，保障退休生活消费 保险公司提供稳定的长期资本来源，促进金融稳定 改善获取医疗服务的渠道 缩小

101、健康保障缺口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7保险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类型及保险类型。保险为遭遇不幸冲击的人提供支持，从而有助于降低不平等。间接影响包括损失减缓行为及改善决策。个人和企业依赖保险来保障大额投资。保险有助于改善不平等保险对不平等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保险类型。在各个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韧性的关键。对个人而言，保险可增强其应对不利冲击的韧性；对企业而言，保险可支持创业企业承担风险。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的增长通常先于寿险，商业险种尤其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寿险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

102、用。67 健康险的广泛普及能够最大程度缩小健康风险损失后果带来的不平等。保险为个人提供支持不平等将削弱个人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保险的核心功能是对冲这些事件带来的财务影响。相反，如果保险的覆盖程度存在差异，灾难就会令贫困和不平等持续存在。贫困家庭购买保险的可能性较低，拥有的资产较少，难以获取信贷以重建财富。实证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寿险可能比财产与意外险更能够降低收入差异，但低收入国家除外。68 如果没有完善的寿险市场，幸存的家庭成员将处于弱势地位。弱势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加剧住房、健康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或使其持久化。保险还可以提供经济激励，以鼓励减缓损失的行为，从而提升个

103、人和家庭的韧性。例如，某些洪水保险计划鼓励住宅的建造高度超过基础洪水水位，并为此提供保费优惠。风灾、地震和森林火灾的减灾措施也可能享受保费优惠。69 但是，住宅业主不确定自己能否在未来获取保费优惠的好处，因而可能不愿投保。保费优惠方面的标准化及长期合同条款可强化保险的经济激励作用，有利于对安全(减损)措施的投资。另一个间接的影响是保险可以在关键时刻为决策提供支持。实验心理学显示，当人们生活在资源紧张的环境里，往往会作出更糟糕的决定。稀缺会减少可供决策使用的“心智容量”。70 保险可在人们急需帮助时提供支持，从而有利于创造更平等的机会，降低脆弱度及不平等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保险还鼓励理智承担风险及

104、投资。对一些借贷形式，如按揭贷款和小企业贷款，保险在保障抵押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财产险为住宅所有权提供支持，保障借款人免受贷款抵押品的潜在损失，从而使得贷款人有资格获取常规贷款。同样，车险是大多数购车融资的必要条件，对车辆所有权至关重要。当贫穷家庭拥有汽车时，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就业或获得就业机会，更可能保住工作岗位，增加收入，延长工作时间，不再依赖福利。71 在发展中国家，农户要将农作物和牲畜用作抵押品，通常必须购买农业险。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多投资于设备、物资或技术以提高收成。67 K.Schanz，“保险在减缓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日内瓦协会，2020年8月。68 Lee I 等。

105、“保险市场发展与收入不平等”，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Consumers，2(1)2017，4353。69 C.Kousky，“自然灾害保险在复苏和减少风险中的作用”，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11 (2019):399418。70 S.Mullainathan 和 E.Shafir，“稀缺：过度匮乏为何意义重大”，Times Books，2013年。71 N.J.Klein，“为低收入个人和家庭提供购车补贴”，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6、2020年。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28商业保险能够增强抵御灾害的韧性。保险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从而保护了社会项目和财政空间。农业保险有助于改善粮食安全和贫困。提升健康险覆盖率，提供平等的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是解决健康不平等的第一步。也为社会提供支持不平等会加剧冲击事件造成的收入和资产损失，从而对经济体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个人层面的影响可能不断积累，最后对国家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保险可在冲击事件发生后帮助复苏，在国家或地区最需要的时候提供资金，从而降低损失，提升宏观经济韧性。保险还可能对本地经济产生积极的二阶效应，因为它会提升信心，鼓励灾后加速投资。72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发现，由于

107、未投保损失的缘故，重大自然灾害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充分投保，灾害事件造成的损失便微不足道。73 上述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明显，未投保所造成的损失则更大，而一旦投保则恢复更快。我们的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保险理赔促进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积极效应比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74外部冲击事件增多，无论是气候风险、大流行疫情、地缘政治还是战争，都会给政府、民众和企业带来财务负担。75 在发达经济体中，公共项目在灾后提供重大援助，尤其是针对弱势人群体。上一期sigma的分析得出结论，对于保险深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灾害导致的赤字增幅较低，从而保护公共项目和财政空间。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财政收入来源

108、及信贷渠道更有限。因此对它们来说，保险吸收冲击的作用更为重要。76 对于此类国家，公共保险计划也是保护政府资产和支出计划的有效手段。比如，“加勒比地区风险保险基金”和“非洲风险能力集团”提供至关重要的自然灾害保障，支持增强宏观韧性。农业保险可以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全世界约有80%的贫穷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77 农业保险帮助农户(尤其是小农户)管理风险(包括恶劣天气灾害风险)，还能帮助农户从容应对投入(肥料、能源)和产出价格高涨的情形，如当前由于乌克兰冲突所面临的境况。农业保险可以帮助农户维持收入水平，在收成受损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生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农业保险还可以在发生

109、灾难性产量损失的情况下降低贷款违约风险，从而帮助农户获取信贷，进而为粮食生产提供融资。研究发现，在印度东部地区，投保农业保险可促使大型农户的稻米产量增加49%，促使小型农户增产16%。78健康险能够覆盖医疗成本，改善获取医疗的便利度，帮助更多人从预防性治疗中受益，从而完善社会保障。79 健康不平等一般归结于三个因素：健康模式差异、医疗服务差异以及保险及支付医疗费用的财务资源不平等。80 在没有全民保险覆盖的发达国家，上述差异特别明显。美国有将近3 000万人未投保，最富裕的1%与最贫穷的1%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1015年。81 扩大医疗服务可能带来显著的好处。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PRA

110、)为扩大“Medicaid”计划提供更多财务激励。此后，人们对其效果开展了研究。“Medicaid”计划的扩大及其相关保障的增加有助于提升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度，增强财务安全感，并改善有关健康状况和结果的一些指标。8272 73747576777879808182“sigma 2019年第5期：创建韧性指数：保险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指标”，瑞再研究院，2019年9月7日G.von Peter、S.von Dahlen 和 S.Saxena，“未缓解的灾害？自然灾害宏观经济成本的新证据”，国际清算银行工作论文第394号，2012年。关于发达经济体中保险带来的更大收益，请参阅M.Breckner 等

111、，“经济发展和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 保险深度和体制”，研讨会报告，2016年2月12日。T.Holzheu 和 G.Turner，“自然灾害保障缺口：极端灾害保险不足的测量、根源和对策”，风险和保险日内瓦报告-问题和实务，2018年。“sigma 2019年第5期：创建韧性指数”，同上“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联合国，2019年。T.Ranganathan、A.Mishra 和 A.Kumar，“作物保险和粮食安全：印度东部稻米农户的证据”，2019年联合社会科学协会年会，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协会，2019年1月。S.Wanczeck等，“普惠保险与可持续发展目标”，Deutsche Ges

112、ellschaft fr Internatioale Zusammenarbeit(GIZ)GmbH，2017年7月K.Schanz，同上R.Chetty等，“美国的收入与预期寿命的关系，20012014”，JAMA，315(16)，2016年，第17501766页。“在证据基础上精益求精：扩大Medicaid计划效应的研究，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21年5月。保险有助于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29不平等影响经济机会、成果和风险的分配。在应对不平等方面，公共政策和商业保险均可发挥作用。应对不平等的公共政

113、策应当以实现普惠增长为目标。为了让社会契约被广泛接受，我们认为需要改善三个层面的不平等，即：1)社会如何分配经济机会方面的不平等；2)如何分配经济活动成果(即收入)方面的不平等；3)分配收入面临的风险方面的不平等。公共政策可影响上述三个领域，特别是获取机会以及经济活动成果方面的平等，即所谓的“普惠增长”。而公共保险计划及商业保险可以为减缓经济参与者面临的风险发挥作用。普惠增长的政策框架公共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普惠增长，以降低不平等，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公平分享经济活动成果。然而，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体制制度，没有一套“普遍适用”的政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相反，一个可以将政策分类的框架有助于

114、拆解决不平等难题(参见表7)。有三个阶段政策可以进行干预：1)就业前时期：通过教育和培训，为就业打下最佳基础。2)参与经济活动：最低工资和福利等社会政策，以及通过竞争和创新提高生产力。3)经济成果再分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纠正由市场方式分配的个体 经济活动成果。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改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强化社会契约，增强公众对体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虑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缓解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长期而言，公共和商业部门都需要采取行动以改善不平等问题。政府可出台组合性政策，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机会和成果。他们还必须确保利用公共和商业化的风险转移机制(

115、如社会保障体系)公平分配收入所面临的风险，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保险的可负担性，或通过公私合作方式扩大保险覆盖率，从而提升个人的风险保障。支持发展商业风险转移方案的措施包括完善监管框架以及鼓励有助于减缓风险的行为。商业保险亦可发挥作用，推动产品创新，以覆盖保障不足的群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策变化导致基尼系数在未来10年逐步下降1个百分点，便可能令发达经济体累计增加7 000亿美元的额外保险需求。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0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应对不平等的政策重点不同。结构性改革通常会对增长和生活水平产生正面影响。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干预措施也有

116、所不同。在发达经济体中，上述政策大致也归纳为教育、公平且安全的工作环境、劳动力市场、税收及再分配政策。政府还需要出台提升生产力增长的措施，包括：投资于具有韧性的、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鼓励研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监管措施和资本指引等。新兴经济体促进普惠增长的政策往往需要首先聚焦于治理、体制质量、放松监管、通过教育和性别平等提高劳动参与率、扩大正规就业和税基(从消费税向所得税转变)、普惠金融以及构建吸引资本并能留住人才的经济环境。在当前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我们预计将会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减税、基于经济调查的转移支付和补贴(尤其在某些新兴经济体)，以限制关键CPI细分项目的价格上涨幅度。上

117、述财政干预旨在建立对政府的信任，这是巩固社会契约的关键。货币政策不太适宜应对供应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多边开发银行也可在应对不平等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作用，比如为基础设施、能源、教育、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项目提供资金，并向最急需援助的国家提供金融援助。经验证据表明，结构性改革通常会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产生正面影响。83 在理想情况下，政策设计的目标应当是寻找可同时促进普惠和增长的项目。它们包括：可容纳私人投资及提高生产力并增加教育和健康支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措施；为研发提供支持。84 许多主要经济体已在近期着手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欧元区的NextGenerationEU(NGEU)

118、基金着眼于提高数字化水平，同时确保推进低碳转型，这些基金与具体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挂钩。中国政府在开放经济、绿色转型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美国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预算覆盖各个基建行业，涵盖了从交通运输、水资源到能源、宽带及自然资源保护等各个领域。8384 。表 6：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组合 进行政策干预的阶段 就业前时期 参与经济活动 经济成果再分配 最低收入 基础教育及幼儿教育计划；职业培训 最低工资；学徒制；在职福利 社会转移支付(住房、食品援助、家庭及儿童福 利)；减少雇员社保缴款；保证最低收入；个人收 入所得税抵免 中等收入 公立高等教育；成人再培训计划

119、 产业政策；职业认证；在岗培训；失业保险；养老金 集体谈判和劳资协议会；贸易政策 最高收入 遗产税、赠与税和房产税 研发税收抵免；鼓励竞争和反垄断政策 累进税制；财产税；公司税资料来源：改编自 D.Rodrik 和 S.Stantcheva，“普惠繁荣的政策组合”，NBER 工作论文 28736，2021年收入群体例子包括 Adhikari 等(2016)，“改革潮流能否力挽狂澜？使用综合控制法的若干案例研究”，IMF 工作论文第16/171，2016年：P.Gal、A.Hijzen，“产品市场改革的短期影响：公司层面的跨国分析”，IMF工作论文第16/116，2016年；Bordon等，“结

120、构性改革何时行之有效？关于商业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IMF 工作论文第16/62，2016年；“供应侧刺激时机成熟？发达经济体劳动力与产品市场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IMF 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Y.Zouhar、J.Jellema、N.Lustig,和 M.Trabelsi，“公共开支与普惠增长 调查”，IMF 工作论文第21/83，2021年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1风险转移：公共与商业部门的角色公共与商业部门主导的风险转移机制均可支持家庭的财务韧性，减缓不利事件导致的不平等。这些措施包括直接政府干预、公私合作及支持

121、商业保险解决方案，这些措施旨在降低财务风险，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财务风险。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计划(参见表7第1列)及公共灾害援助、公私合作和激励有助于减轻损失的行为(第2列)等措施，为风险转移提供支持。最后，某些风险(如极端自然灾害、流行病和失业)可能挑战商业保险的可保性边界。85 政府可利用公共支持机制，来促进和加强商业部门的风险转移过程(第3列)。我们认为，公私部门都需要采取行动，以降低财务风险和改善不平等程度为目标，加强风险转移。对社会保障风险转移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以确保未来的保障社会保障在建立和保护社会凝聚力的政策组合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社会保障缴款与收入而非风险成正比。由于采取强制参

122、与并有政府托底，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并承担无法分散的风险，如失业和疾病大流行健康风险。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正对政府的财政状况构成挑战，86 尤其是在政府债务高企的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我们估计，在新兴经济体中，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支柱之一的养老储蓄缺口约为其GDP总额的三倍，87 与部分主要发达市场一样高。88 这一关键保障的资金不足可能会在未来削弱社会契约。社会保障体系的现代化改造是保持其可持续性及维持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应当以弱势家庭为重点。85 T.Holzheu、G.Turner，“自然灾害保障缺口”，同上。86 “老龄化

123、社会的财政挑战与普惠增长”，经合组织，2019年。87 按2019年价值，“sigma 2021年第2期，新兴市场：在老龄化世界中推动可持续的退休方案”，瑞再研究 院，2021年7月。88 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研究估计主要经济体的养老金储蓄缺口为2019年GDP的3倍左右至6倍以上(澳大利 亚：294%，美国：304%，加拿大：363%，日本：436%，英国：625%)。世界经济论坛的估计数字为 2050年的价值。“全球养老金定时炸弹：筹资缺口将令全球GDP相形见绌”，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5月 26日。政府与私营部门的风险转移机制对保护家庭收入免受风险伤害至关重要。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现代化改造

124、，以避免未来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表 7：减少不平等的风险转移政策组合 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政府干预 社会保障风险转移 其他政府干预 为商业保险风险转移提供支持 低收入 减少个人社会保障缴款，通过社会保障 预防损失的激励机制；公共灾害援助；与 为购买商业保险提供补贴(如农业保险、寿险)；(健康、失业、养老)和福利项目转移风险 保险业的公私合作；最终保险人(如住房、为小额保险和数字化分销提供监管支持 机动车、大流行病风险)中等收入 建立基于收入的社会保障缴款，通过社 预防损失的激励机制；公私合作；最终保 促进商业保险发展；针对寿险/养老保险的税收优 会保障(健康、失业、养老)转移风险 险人(如住房、机

125、动车、大流行病风险)惠；针对数字化分销的监管支持 高收入 累进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税、最终保险人(如针对恐怖主义风险的商业 促进商业保险发展 房产税、公司税 担保)；制定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的政策 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收入群体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2政府可以提供财务激励措施，促进保险的购买。政府可以积极推动保险作为风险转移机制的作用。监管框架可以帮助保险市场扩大风险转移解决方案的可获得性。灵活的监管可激发创新。政府和保险公司可鼓励降低风险的行为。为低收入家庭投保提供补贴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而言，负担能力是保险购买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126、一。多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居民购买保险，尽管此类优惠具有累进性质。通过发放代金券的方式，可以对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财务支持。89许多国家制定了针对寿险和健康险的税收优惠制度，另外还有支持农业保险计划的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财产险和车险的保费经常需要缴税，降低了提供给保单持有人的经济利益。利用公私合作扩大可保性政府与保险业的合作解决方案可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为家庭韧性和收入提供支持。例如，在中国，地方政府支持推出“惠民保”的普惠保险计划。该计划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扩大了健康险的覆盖范围。个人可以使用社保个人账户购买额外的健康保险，以补充和扩大原有社会保险保障覆盖的范围。地方政府在

127、产品设计、定价和推广方面为该计划提供全面支持。90 公私合作的其他例子包括：政府为恐怖主义风险托底，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做法，政府还可作为最后保险人承担剩余(难保)风险，如“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对于市场可保的风险，要尽量避免公共计划抑制商业保险的能力。创建促进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政府和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帮助保险市场实现发展，并扩大风险转移解决方案的可应用范围。例如，强制性保险计划可扩大风险转移的范围。几乎所有国家均有强制性保险，大多是作为健康、老龄及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是强制性责任保险(如机动车责任险)。强制性保险计划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形成尽可能广泛的风险池，并

128、消除逆向选择。让监管具有灵活性，以促进保险创新例如，帮助保险公司在产品和分销中采用新技术。这可能包括放宽复杂的持牌和审慎要求，允许以电子方式登记和管理保单，取消征税，准许通过非传统渠道分销产品。这种灵活性对小额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2018年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8个国家采纳了小额保险监管框架，另有23个国家正准备采纳，而2009年仅有6个。91鼓励家庭采取风险缓解措施政府在制定风险减缓标准，建立规则及分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讲，家庭对减缓风险的措施通常投资不足。研究指出，行为偏差(特别是短视)、风险感知偏差(显著性和可获得性)和经济层面的担忧(无法在出售住宅时收回减灾支出)会阻碍个人

129、投资于具有成本效益的保护措施。92在面对气候变化的今天，对减损措施的投资不足更值得我们担忧。因为减少灾害风险，打破因灾致贫的循环变得日益重要。93 对于低收入家庭，代金券或补助可能有助于支付高昂的(强制性)减灾措施。89 C.Kousky、H.Kunreuther，“解决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中的负担能力问题”，Journal of Extreme Events，2014年。90“补充医疗险在全市推广”，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12月2日。91“2018年小额保险监管状况”，Access to Insurance Initiative，2018年。92 J.C.Aerts等，“将人类行为动态融

130、入到洪水灾害风险评估”，Nature Climate Change，8(3)，2018年93 S.Hallegatte等，“牢不可破：增强贫困者面对自然灾害的韧性”，世界银行，2017年。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3保险公司可以将覆盖面扩大到保险保障不足的群体。新兴经济体中，移动科技的快速发展可以弥补欠发达的分销网络。其他渠道也正在启动，将保险分销给服务不足的消费群体。小额保险可提高中低收入国家负担保险的能力。不平等的小幅下降都会令宏观经济稳定性大幅上升，在未来10年中将为发达经济体增加约7 000亿美元的保险需求。商业保险如何应

131、对不平等商业保险在降低不平等的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公共部门合作，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专注于延伸和扩大保险市场覆盖，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群体提供保障。增加保障不足群体获取保险的机会新技术及不断变化的客户偏好正改变着保险分销格局。94 新兴经济体的手机普及率较高，为此前保险服务触及不到的人群提供了获取保险的替代途径。数字化分销使得居住于偏远地区以及/或者尚未获得正规金融业服务的群体也能获取保险。利用数字和移动科技，可以降低保险成本，可以跨地域向尚不存在传统分销体系的市场提供保险。目前，已有多家保险公司与移动网络运营商成功合作，例如Bima(新兴市场的一家领先的移动健康及保险供应商)与非洲

132、及亚洲各地的移动运营商和小额金融实体建立了众多合作关系。95 保险公司还可以与其他行业的公司合作，如制药公司或农用物资公司。除了新技术之外，保险公司还可运用其他各种新的分销渠道，以扩大保险覆盖的范围。代理人或销售人员主导的传统销售渠道之外的新渠道包括：公用事业和汇款公司、手机网络、合作社、金融机构及保险经纪机构，它们可以触达尚未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例如，2019年英国将近30%的车险和住宅保险新增业务，以及约20%的寿险新增业务是通过“亲和计划”业务购买的，该计划向特定“社群”、小众市场或阶层推销保险产品。96扩大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小额保险覆盖面小额保险可通过非常规的产品设计及分销和赔付管理流程，

133、向家庭提供平价、高效的保险产品。近年来，小额保险的规模有所增加，尤其是寿险、财产和农险方面。据“小额保险网络”的记录，2021年小额保险覆盖30个国家的1.79亿至3.77亿人口。去年，小额健康保险成为了非洲和亚洲最重要的产品。在拉丁美洲，寿险仍然是主导险种，小额健康保险覆盖的客户人数相对较少。97 我们预计，由于当前食品和能源价格暴涨，近年来涌现的中产阶层将面临更脆弱的财务状况。如今，可负担的寿险和健康险保障更加重要，以防止家庭在家庭成员发生身故或疾病时再度返贫。改善不平等从而增强韧性可为发达经济体带来7 000亿美元的保费机会展望未来，通过上述政策行动扭转发达经济体持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可

134、以大幅增加保险需求。根据表2中模型的弹性，我们估计，如果在未来10年内基尼系数逐步下降1个百分点(大致为过去30年的增速)，发达经济体将累计新增7 000亿美元的额外保险需求。美国家庭将会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美国的基尼系数逐步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在未来10年累计增加约2 500亿的额外保险需求。因而，通过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可以提升社会内部的平等程度，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韧性。94“2021年瑞士再保险新冠疫情消费者调查：疫情1年后的亚太地区的保险观点”，瑞再研究院，2021年6 月。95 参见 https:/ sigma2022年第3期34附录表 8：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计造成的

135、2019年直接保费收入减少(增加)基尼系数，2019年财产与 2019年寿险 2019年或最新 1990年后 意外险保费收入，模型影响 保费收入，模型影响 可获得数据 基尼系数变动 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美国 38.6 4.1 702.6 34.2 5%633.6 68.6 11%日本 32.0 3.9 87.3 5.0 6%311.1 39.3 13%英国 33.7 0.8 95.9 1.0 1%267.1 5.9 2%法国 29.9 1.0 70.5 1.0 1%167.8 5.3 3%德国 29.3 3.9 88.6 5.6 6%104.5 14.6

136、 14%意大利 33.8 2.1 39.8 1.1 3%124.2 7.5 6%加拿大 30.1 1.8 55.2 1.4 3%55.6 3.2 6%中国台湾 29.0 1.4 5.7 0.1 2%97.4 4.5 5%西班牙 33.0 3.3 30.3 1.4 5%30.8 3.1 10%澳大利亚 32.8 3.3 29.7 1.4 5%21.0 2.1 10%瑞士 29.9 0.7 16.6 0.2 1%30.1 0.6 2%瑞典 26.3 3.9 9.1 0.6 7%28.3 4.5 16%丹麦 26.6 3.9 8.6 0.6 7%27.0 4.2 16%比利时 26.0 2.5 15

137、.9 0.7 4%18.7 1.8 10%芬兰 26.0 5.0 5.0 0.5 10%24.1 5.2 22%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表 9：新兴经济体：不平等程度上升(下降)估计造成的2019年直接保费收入减少(增加)基尼系数，2019年财产与 2019年寿险 2019年或最新 1990年后 意外险保费收入，模型影响 保费收入，模型影响 可获得数据 基尼系数变动 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10亿美元 10亿美元 占比%巴西 48.3 6.3 20.5 2.2 11%41.3 4.3 10%南非 62.7 2.1 8.7 0.3 3%37.8 1.2 3%墨西哥 42.8 5.5 11.8

138、1.3 11%14.1 1.4 10%泰国 39.1 5.4 7.7 0.9 11%18.1 2.0 11%印度尼西亚 46.8 5.0 5.2 0.6 11%16.4 2.6 16%马来西亚 39.9 4.0 4.0 0.3 8%12.6 1.0 8%智利 45.8 4.6 4.5 0.4 9%7.9 0.7 8%土耳其 39.9 2.1 7.8 0.4 5%2.0 0.1 5%阿根廷 37.6 4.5 8.0 0.8 10%1.3 0.1 10%哥伦比亚 47.8 3.7 5.7 0.4 7%2.9 0.2 6%菲律宾 40.8 1.7 1.8 0.1 4%4.3 0.2 4%秘鲁 44.

139、1 8.4 1.8 0.3 15%2.1 0.3 14%肯尼亚 45.4 2.8 0.9 0.05 5%1.0 0.05 5%埃及 41.9 2.3 0.9 0.05 5%0.9 0.05 5%尼日利亚 42.8 0.7 0.7 0.01 2%0.7 0.01 1%注：本表不包含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上述经济体的不平等模型尚未得出结论。资料来源：瑞再研究院。瑞再研究院 sigma2022年第3期36充分了解和展示sigma自然灾害和世界保险市场数据，请访问：www.sigma- 2022 瑞士再保险。保留所有权利。本研究的编辑截止日为2022年4月19日。瑞

140、士再保险网站提供sigma下载： 网上版本可能包含更新的信息。图文设计和制作：集团不动产及物流/媒体制作中心(苏黎士)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期sigma所有内容之版权，并保留所有权利。在保留所有版权及所有权声明的前提下，本期内容可被用于私人用途或可供内部参考。严禁电子再用sigma之所列数据。任何以出版为目的整体或部分使用sigma必须得到瑞士再保险事先书面许可，并需注明“sigma2022年第3期”。同时请提供免费副本。虽然本报告的所有信息都取自可靠来源，但是瑞士再保险并不对信息的准确性或全面性承担任何责任。本刊内容仅作提供信息用途，并不代表瑞士再保险的立场。瑞士再保险对于由于使用本刊

141、信息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提醒读者不要过于依赖其中前瞻性的陈述。瑞士再保险没有义务公开修改或更新任何前瞻性的陈述，不论是由于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他原因所致。订单号：270_0522_EN出版者：瑞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瑞再研究院 Mythenquai 50/60P.O.Box8022 ZurichSwitzerland电话：+41 43 285 2551电邮：作者：Fernando Casanova AizpunCaroline De Souza Rodrigues CabralJames FinucaneFiona GillespieAnja Grujovic-Vischer博士 Thomas Holzheu 博士 Charlotte MuellerPatrick SanerDiana van der WattLi Xing博士sigma编辑：Alison Browning Paul Ronke主任编辑：安仁礼(Jerome Jean Haegeli)博士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sigma2022年第3期 瑞再研究院 37瑞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瑞再研究院Mythenquai 50/60P.O.Box8022苏黎世瑞士电话：+41 43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