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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为供应链带来了空前广泛而严重的冲击。目前，全球抗疫未见曙光，营商前景高度不确定，而不属于刚性需求的时装行业，经营上仍面对巨大的压力。而早在疫情爆发前，该行业除要应对零售业不断推进的数字化变革，更要面对长期的中美经贸摩擦、其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英国脱欧等特殊的挑战。本文探讨了我们认为将会塑造中长期全球采购格局的五大因素，即新冠疫情、地缘政治、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优惠、采购成本，以及生产地的国内发展政策。这五大因素对采购企业、零售商及品牌商如何适应形势、调整战略息息相关。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下，供应方和需求方同时受到冲击，服装企业的经营在多方面受到破坏。品牌商和零售商需进一步分散及重新平衡其采购组合，构建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供应链，以应对未来难以预测的重大冲击。

新冠危机带来的重要影响，不在于重构全球采购版图，而是加速及深化某些早已存在的趋势，包括分散采购基地、近岸生产或供应链的区域化、关键原材料、部件及中间投入品的双地或多地采购，以及供应链数字化以使其更透明、可追踪及更灵活。

就近岸生产而言，生产和采购有望更靠近最终消费者，因此，东欧、北非以及拉丁美洲将分别成为欧洲和美国市场更重要的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具有纵向整合的国内供应链的生产基地，在未来会更具吸引力— —因为它们能够降低对进口材料的依赖并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
这一趋势并不代表生产活动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大举撤离中国。相反，我们预计近期的采购模式将会是“中国+越南+众多亚洲低成本生产国”。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成功抑制新冠病毒的初期传播，并具有较为完整的国内或区域性供应链。反之，若通过在其他区域寻找新的供应合作伙伴以构建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无疑会增加额外的结构性成本，令时装公司在前景不明朗、消费萎缩的情况下进一步受压。

地缘政治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中美贸易互征高关税自2018年以来已成为”新常态”。即使中美双方于今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如持续升级的科技战）和不确定性也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无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也改变不了这一局势。在我们看来，其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最主要的予盾不是贸易问题，而是地缘政治竞争。

中长期而言，高关税的持续压力和长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会让一些跨国企业将他们的部分生产甚至整个制造过程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避开关税，并将地缘政治风险减至最低。这一选择甚至适用于那些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中国企业。

目前，进口自中国的超过九成服装和一半鞋履仍要被征收额外的美国关税（虽然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大部份此类产品的额外关税已由15%减至7.5%，而其余产品则要被征25%额外关税)。一些亚洲国家(包括越南和柬埔寨）及中美洲国家有望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其时装产品对美出口将实现增长。

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及单边贸易优惠安排〈即容许某些成员国或受益国享受优惠的市场准入)，或可帮助跨国企业避开高关税。

今年值得关注的相关进展包括，《美国—墨西哥一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自7月1日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于8月1日生效以及欧盟自8月12日起在“除武器外全部免税”(EBA)贸易安排下部分撤销了给予柬埔寨制造的特定成衣、鞋履及所有旅行用品免关税、免配额的优惠待遇。

其他可能让美国时装企业受益的现有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安排还包括《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合格工业区”(QIZ)协议(只适用于埃及和约旦)，以及根据美国普惠制（GSP）授予从符合GSP资格的国家（包括柬埔寨、缅甸及菲律宾）出口的旅行用品提供的免税优惠。除了前述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的服装企业也可善用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涵盖巴基斯坦及菲律宾的欧盟GSP+方案，以及涵盖孟加拉国、缅甸和众多非洲国家的EBA方案。

这一策略的弊处在于，旨在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优惠安排获得关税减免机会的企业须面对多重及不时重叠的关税、标准和规管制度。再者，给惠国或会基于受惠国的收入水平增加、对人权状况的担忧或其他广泛事项单方面终止有关优惠，使贸易优惠安排受到干扰。

采购成本

虽然劳动力成本在诸如机器人之类的科技进步下，变得愈见无足轻重，但时装行业（尤其是纺织及服装业)基本上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时装企业仍会持续寻找低工资的生产基地来保持其竞争力。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2018/2019年全球工资报告》，在2006-17年间，亚太地区在所有地区中实现了最大的实际工资增长，而中国、印度、泰国及越南尤为领先。尤其是在服装相关行业，低成本、低增值生产将持续从现在的低成本制造基地向更低成本的新兴地区转移。得益于快速增长的年轻劳动力资源以及多项贸易优惠安排，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成为低成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新兴采购地。

长远而言，现有的采购基地将需进行升级，向更高端商品和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转型;若将继续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则会被完全淘汰。

生产地的国内发展政策

采购成本以外，技术人才、具竞争力的供应商生态、基建完善程度、物流效率及营商环境等因素愈发影响时装企业的采购或生产转移决定。而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国的长期发展政策的影响。

例如，印度政府于去年9月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使税率与全球其他国家相当。同时开始在全国兴建多个“国家投资和制造区”(NlIMZs)。这些园区以大面积完备开发的土地，配以必要的生态系统，来吸引世界级的制造业活动。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及基建的持续努力，在过去五年，印度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便利度的排名攀升了79位，从2015年的第142位升至2020年的第63位。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9年，印度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排名中名列第九位。

总结

长远而言，新冠疫情很可能会加速及深化一些早已存在的采购趋势。后疫情时代的采购模式将会变得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以应对未来难以预测的重大冲击。

总体而言，在较长时期内，亚洲仍将是强劲的时装产品制造基地，而中国在全球时装出口的份额将会逐步下降。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将加速采购活动从中国迁出，主要会迁入亚洲其他国家（包括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及缅甸)，因为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及营运成本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拥有完整的区域性供应链。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购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亚洲服装出口国家的纺织品供应商，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再者，鉴于快时尚及个性化产品在电商驱动下兴起，近岸采购及供应链区域化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以满足消费者对更短供货期的需求。中国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服装产品消费市场，在中国采购意味着可以更贴近当地消费者需求，并将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关注公众号“三个皮匠”，获取最新行业报告资讯）

点击下载报告：冯氏集团：2020年跨国采购报告（82页）